在柯文哲和連勝文兩位台北市長候選人接受挑戰之後,自美國政商娛樂圈吹起的「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風也捲動了台灣的權貴名人,朱立倫、游錫堃、管中閔、郝龍斌、胡志強、郭台銘、周杰倫等人都沒有錯過這班「濕背秀」的列車,拒絕被「太歲頭上動土」的馬英九和蔡英文也乖乖認捐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冰桶挑戰也成為另類的西部拔槍決鬥,像是徐弘庭和王世堅的戰爭更從選舉看板延燒到冰水。至於將冰水淋到自己的嬰兒或寵物小狗上的,自然也引來一片撻伐。金城武一支「不再點名其他人」、希望大家「自發性的去做一件關愛這個社會的事情,不需要被挑戰」的影片受到網友稱道。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本身也是漸凍人的物理學家Stephen Hawking,由於肺炎初癒,由三位子女代淋的新聞。

在冰水熱潮將歇之際,也許是時候停下來審視,除了一夕出現尖峰的捐款以外,這挑戰還為台灣社會帶來了什麼?之所以這麼質問,並非基於「為善不欲人知」的中國傳統道德觀,或者基督教「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之教誨。所應該批判的,恰恰不是助人者──被助者關係的檯面化,而是要在五光十色且跑馬燈般快速的訊息流遮蔽下,揭露這組關係中尚且隱而不顯的灰色地帶。

之所以淋的是冰水,當然是因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這種病的特性,患者身體逐漸失去運動功能,猶如被凍結一樣。但是,「漸凍人」這個華文俗稱,並不想當然爾地具有對應的英文詞彙。就如同所有比喻一樣,形象鮮明的「漸凍」讓人快速掌握了這種罕見疾病的特徵,卻不意味著符徵(「像是浸在冰水一樣」)與符旨(ALS)之間可以片面等同,更不代表我們就能藉此完全同理「漸凍人」的病苦與困境。現代符號學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說:「符徵與符旨之間的關係是獨斷的(arbitrary)」,換言之,冰水與漸凍人之間的關係絕非自古而然、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之所以經常如此誤認,在我看來,是因為我們的認識能力同樣獨斷而有限,我們選擇將特定的事物放入視域之中,而讓其他事物落在陰影裡面。

當我感官地思考冰水時,首先引起我聯想的是前年冬天的新聞:台北市議員應曉薇質詢時贊成市府公園處以冷水柱驅趕萬華遊民的措施。其次則是今年4月28日凌晨,反核群眾佔領忠孝西路,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局長方仰寧出動鎮暴水車,近距離噴水攻擊,再將群眾抬離。在這兩個場景中,國家機器之於遊民或抗議群眾所噴出冰涼的水柱(容或不能稱之為冰水),都不僅是具有物理傷害性的,甚至還帶有一點嘲弄的意味:誰准你們在這邊了?公園╱馬路是我的!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案例中,噴水與被噴水者的壓迫關係是易見的,那麼自淋冰水展現的則是遠為隱微的關係系譜。乍看之下,冰水由潑灑者自己手上的水桶流洩到自己的頭頸和軀幹,潑灑者和被潑灑者是同一人。但是,冰水的方向並不僅止於指向自身,它還指向下一(或三)個被點名的人,正如前一點名者的冰水也指向當下的潑灑者一樣。當我們將露出於Twitter、臉書與媒體的點名挑戰者圖像化時,一張強健而綿密的社會網絡便浮現了。這個網絡是由名人之間具有排除性的私交情誼組成。在個別點名者之間,關係或許有平等的可能,但對廣大未被點者而言,這卻是他們一輩子都打不進去的圈子。

更有甚者,冰水也間接地潑向自外於挑戰遊戲的漸凍人(也許前述具有高尚社會地位的Hawking除外)。對於許多因為身體機能逐漸衰弱而被隔絕於「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的漸凍人而言,這些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炫耀的鬼臉,惡意的嘲弄。是的,在冰桶挑戰前乏人問津的漸凍病友面前,連一般人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都是奢求,但即使是如此渺遠微薄的希望──透過鉅資研發新藥,總有一天能找到治癒ALS的解方(即使屆時已來不及用在自己身上)──卻也得透過鑲金裹玉的權貴關係作為媒介。

然而,ALS治療方案的進展緩慢,難道只是因為這種疾病的致病機轉複雜嗎?顯然地,是因為有能力研發新藥的跨國藥廠「理性地」將資源與金錢配置在更有賺頭的疾病及其治療,而非ALS之類的罕見疾病。即使在公共資源與第三部門的挹注與倡議下,如同某些醫學期刊所指出的,罕病「孤兒藥」(orphan market drug)的開發也仍然必須費盡心思納入盈利夥伴(engagement of for-profit partners)才有搞頭。就這個意義而言,不管怎麼包裝,所有公益與慈善具有的性質,無非是對他者的施捨、對自我的贖罪券。於是,不平等關係中的主犯搖身一變成為大善人,而共犯責任已了,也能夠從此心安理得地過活下去了。

哲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在一部10分鐘短片《先是悲劇,然後變成鬧劇》(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中,言簡意賅地批判文化資本主義(cultural capitalism)下的慈善消費:「這裡存在一個悖論式禍根,他用右手修補他左手破壞的東西」(翻譯:陳顯龍、唐健;後期製作:方川明)然而,在冰桶挑戰的遊戲中,權貴政客與資本家甚至連偽善修補都不願意了──他們本有能力更徹底地、制度性地根除罕病患者或其他邊緣弱勢的困境,但他們沒有。因為倘若如此,他們便反過來必須承認──並且取消──他們所賴以為生的根基:那即是對無力者的壓榨與剝削。

冰桶挑戰無疑是一台戲,但它先是眾聲喧嘩的鬧劇,而後才成為無能為力於基進挑戰結構問題的悲劇。我們旁觀著這齣戲,猶如旁觀漸凍人的處境。我們發揮自己最強大的同理心而入戲已極,幾乎以為我們既是能夠藉由捐輸改變世界的資本家,也同時進入了想像中漸凍人冰寒交迫的感受──這一刻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卻忘了下一刻,我們仍舊是我們,他們仍舊是他們。我們忘了我們的同理想像對他者而言是如何獨斷而暴虐。我們忘了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所說的:「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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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生,總自疑是八十年代隕落的幽靈轉世。台大醫學系及社會學系學生,在校五年,前程不明,曾草創地下社團「海島新聞」(2008),組織醫學生成立「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2011),主編中斷十餘年的前學運刊物《醫訊》(2009),重組官方立案學運社團「勞工社」(2012),也曾在體制內當過學代會副議長(2010),還有對醫學院「楓城利他獎」(2011)扮鬼臉。現任台大勞工社社長,洗心革面,立志妥善培力、思想武裝,不再以成立空殼公司為樂。 曾經錯以為理論對立於歷史、經驗和實踐,從而喜歡平台多於陣地,現已回歸正途,因此這個專欄是自懺,是自我批判,卻也希望能團結受壓迫者,與命運共同鬥爭。目前興趣為政治經濟學、文化社會學、世代研究、八十年代台灣學運史和日本推理小說。猶疑於該在醫院當一名社會學家,或者在社會結構中進行醫師訓練,偶爾心底卻還是希望可以毫不歉疚地在職業欄寫上:詩人/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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