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電視台的「我是歌手」節目在兩岸爆紅，網路及傳媒的討論不斷，近乎鋪天蓋地。該節目與過去由素人競賽表演的方式不同，它以邀請知名歌手同台競賽的方式，成功塑造新的流行話題。
在這一片火紅的討論聲中，有兩項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它是不是一個創新的模式？台灣有沒有可能發展類似的模式？
許多人批評「我是歌手」是由韓國購入的版權，它並不是一個原創的節目，只是電視台善於炒作罷了。甚至某些「遇中必反」的人士，更是對其嗤之以鼻，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台灣社會借鏡之處，遑論討論其成功模式。
然而，創新本是「創意」與「商品化」的有效結合，光有創意是不夠的，若缺乏商品化的能力，創意通常只是實驗室的某一個實驗產出，或僅是發明人腦海中的一念而已。有趣的是，在現今智財交易與無形資產移轉愈來愈有效率的時代，創意其實不一定要自己產生，只要透過合法的移轉，仍可以為己所用。此時，只要能結合本身既有的商品化能力，依然可以是一個成功的創新模式。
湖南電視台過去即善於製造話題與媒體行銷經營，引進韓國的創意，兩者充份結合，自然形成良好的創新模式。反觀台灣娛樂產業雖比大陸早發展，擁有不少的創意與人才，但這幾年在激烈競爭下，資源愈來愈不足，又受限於既有的淺碟市場與國際輸出能力不足，商品化的競爭力已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事實上，成功的創新除了靠有效的技術/創意外，還要能掌握商品化時所需的互補性資源(complementary asset)，尤其當這些互補性資源非常關鍵且難以複製時，掌握關鍵互補性資源可能比技術與創意還要關鍵。70年代有一個著名的例子，EMI(碰巧也是做音樂的)發明了CT Scanner（醫療用的掃描器），這項產品後來得到了諾貝爾獎，商品上市後，市場蓬勃發展，產品需求與銷售甚至高於公司原先預估的好幾倍。然而，EMI卻只享受了幾年的榮景，最後因為虧損連連而黯然退出此市場，由GE取而代之成為市場的贏家。究其原因，該項醫療儀器雖然具有相當高的創新性，贏得諾貝爾獎的殊榮，但產品的銷售卻只能透過封閉的醫療通路，主要的市場也侷限在美國。EMI是個做音樂起家的英國公司，雖然過去也曾推出電子相關產品，但對於美國醫療市場掌握度明顯不足，另一方面又缺乏相關生產經驗，只能透過大量外包來進行生產作業。而後起之秀GE過去即在美國醫療市場深耕多年，也有豐富的生產醫療產品的經驗，雖然它不是CT Scanner的發明者，但卻因為掌握了關鍵互補性資產(醫療通路與生產)，仍能後發先至，成為市場的贏家。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若創意或技術所需的互補性資源是非常關鍵時，碰巧此資源又不易取得或複製時，在一個有效的智財交易機制下，掌握此關鍵互補性資源者，就有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
「我是歌手」的成功即是掌握了這些關鍵互補性資源。就大環境而言，中國大陸因為人口眾多，許多人自小即在競爭的環境下成長，「競爭」這項議題自然在許多人心中形成共鳴。其次，高昂的製作費（據傳該節目每集製作費高達台幣1千萬，麥克風一隻要價60多萬，現場甚至配置了50多人的大樂隊……），以如此的高成本、高規格打造一個黃金等級的節目。而這些製作成本又透過彈性的置入性行銷（君不見「立白洗衣液」五個大字在舞台狂閃，深植人心？），轉嫁到贊助廠商上，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局面。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即是如何說服這些已具知名度、粉絲群的歌手，願意同台較勁。
台灣向來執華人流行音樂文化之牛耳，台灣藝人也紛紛在大陸節目登台獻技。「我是歌手」的參賽者有一半來自台灣，而這些歌手所選唱的曲目也以台灣創作歌曲居多，對大陸的觀眾而言，仍然有一定的熟悉度與共鳴感。歌手及歌曲受到的雙重青睞證明了，台灣在流行文化的創作上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挾帶著龐大的創意能量，創新對台灣的流行音樂圈來說應該不是難事。然而，電視頻道的開放、法令的調整並沒有讓節目更多元、更新鮮，縮限在名嘴口舌八卦腥羶的型態中，真正的創作者其實沒有什麼展演的平台。
只要在別人的節目上參賽，我們永遠擺脫不了意識型態的揣測，內定說、陰謀論。這些聲音永遠是舞台背後外的另一章。但在一片吵雜喧閙後，或許我們該思索的是：為什麼台灣沒有類似的「創新」模式？這個曾經引領華人流行音樂潮流的產業，如何創造另一波的顛峰？
身為觀眾的我們，應該拿起遙控器淘汰那些粗製濫造、、複製低俗的節目；而政府單位也應揚棄輔導製造業發展的傳統思維，不僅補助、重視技術/創意發展，也應活化該產業創意發展所需的關鍵互補性資源。打通產業發展的任督二脈，期許台灣流行文化能成為華人世界的翹楚，更能叱吒亞洲、進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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