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勛:一個應該改變世界的年輕人,我們卻要他去找份工作?

2015/04/13

photo credit:flickr@Hartwig HKD,CC BY-ND 2.0

十多年來錯誤的高教方針,把台灣的大學,包括技職教育在內,一股腦兒地導向論文生產,而與台灣的社會與產業發展脫鉤又脫節,於是,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從善如流」,宣稱往後的高教政策將是「學用合一」,而這當中最重要的「指標」,則是力促大學要幫學生找到工作,就連我所任教的藝術大學,也要依此標準來衡量「績效」。

教育部有心要做出改變,這是好事,但教育部的變,還是有兩件事不變:一是官僚機構追求的變,永遠是個落後指標,二是他們認為應有的改變,總是要由上而下、一體適用地套用到所有大學。光是這兩點,就有可能讓好事變災難。

有個工作很重要,這點不用懷疑。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熟悉的工作正在快速消失當中,新工作也正在長出來,美國勞動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未來工作—21世紀工作的趨勢與挑戰〉就指出,現在的學生未來所將從事的工作,將有65%現在還不存在。而這些工作,可能不是用「找」的,而是要工作者自己去創造出來。

新聞、傳播科系過去在人文、社會領域相當熱門,因為它似乎有個明確可以讓畢業生就業的產業。傳播相關科系在我們的大學數量快速膨脹的年代,也跟著大量增加,但在這十多年間,卻也是媒體產業一路走向衰敗的年代。傳統媒體訂戶流失、廣告銳減,轉型新媒體或許贏得很多「讚」,可以維持生存的營運模式卻不知在哪裡。

在這樣的年代,我們要如何訓練學生去「找到」工作?今天找到的工作,可能就是明天要消失的工作。未來在哪裡,其實老師自己也不知道。這世界變動太過劇烈,產業的疆界不斷重組,過去我們所認定的工作,很高的比例在未來將不復存在,而未來的工作,將有很高的比例目前還不存在。兩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靠群眾募資辦了一本單價很高、沒有廣告的雜誌〈眉角〉,這是創業還是找了一份工作?這樣的經營型態能成功嗎?說真的,沒有人知道。

蘋果公司的新產品發表會,不管是賈伯斯或庫克時代,我們最常聽見的一句話,不是這產品將會多熱賣,或是將為公司帶來多少利益,而是:這個產品很棒,它將改變這個世界。

台灣公司的新產品發表會,他們大半告訴你,這個產品的C/P值很高,將能有效地搶佔市場大餅,投資人要對股價有信心。雖然我們也都知道,最後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的,還是宣稱要改變世界的那家公司。改變世界震撼人心所帶來的感動,並不是花大錢做廣告所能企及的境界,更像是藝術為這世界開展了一個新的可能之激情。

美國公司與台灣公司的最大差別,不是技術、品牌或是全球運籌能力上的落差,而是美國人相信,改變世界很酷,而且是有可能的。而台灣人,我們很務實,我們在別人畫好的著色本上照著輪廓塗滿顏色,這是個「確定可以得到成果的工作」,這是我們熟悉的全球產業分工模式。在分工體系裡有個位置當然不壞,但如果我們所有的作為都是為了鞏固這個體系,那就相當危險了。

這十多年來,台灣人不太開心,因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人們說,著色我也會,而且只要台灣人三分之一的錢,還可以日夜趕工。

因此,台灣的未來在哪裡,其實也就很清楚了:我們敢不敢說,我們也是那個可以拿起畫筆,勾勒這個世界該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們的年輕人有沒有勇氣站起來,說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呢?倫敦商學院教授、著有〈未來工作在哪裡?〉的葛瑞騰(Lynda Gratton)就說,試圖描繪未來圖像越來越重要,因為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過去的經驗,來推論未來、想像未來。

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他們是有這樣能力與勇氣挑戰未來的。但我們的社會與教育體制,又是怎樣面對未來的呢?

有太多的權威人士忙著教訓年輕人,有那麼多工作,為什麼不做呢?但這些權威人士至少也該自問,這些工作,有多少是看得見未來的工作,是未來十年不會消失的工作;當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忙著要大學「很務實」地交出輔導學生就業的成績單,他們則是應該自問,誰來探索與想像台灣的未來可能呢?

老師與教育機構應該做的,是鼓勵與激發學生有面向未來的勇氣與想像力,當一個勇於改變規則、勾勒未來世界樣貌的開創者。我們的教育目標,應該是要讓我們的工科與與文科畢業生更有賈伯斯式的潛質,而不是要有這樣潛力的學子也去「找個工作」。

賈伯斯生前在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啟發他設計出第一台麥金塔電腦的,是他在大學時旁聽的書法課程。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這課程有什麼用,就如同人生的其他種種一樣,但在生命中的某一刻,這些東西就會串連起來,在我們的面前展現其意義與作用。

賈伯斯所說的,應該是很多創作者共同的經驗,這樣的經驗無法複製,但我們可以努力的,是讓更多這樣的經驗有自由發展、浮現出來的機會。但現今我們的高教體制,鼓勵的並不是這種探索、挑戰未來的勇氣,而是要大學訓練學生們去找到一份工作。

有些大學可以以此為目標,但是當我們的教育體制要求所有的大學都依循這樣的指標,這是在扼殺台灣的未來想像力。原本最有機會引領台灣未來想像力的三所藝術大學,在強調論文生產的大學體制變革的第一個十年,已經先是被邊緣化了一次。很顯然的,未來教育主流方針轉向「學用合一」,這些藝術大學」又要再被邊緣化一次──藝術工作者的使命,向來就是開創一個世界,而不是找到一份工作,但這並不在我們的教育政策主導者的認知地圖之中。而再錯失一個十年,我們的國家與產業,也將在繪圖與著色兩頭落空的尷尬處境中無地自處。

畢卡索從未找到一個工作,但他所從事的工作,開創了一個新世界,為西班牙乃至全世界帶來一個全新產業,為一代代的千百萬人找到一個工作。沒有創作者,任何的文創產業都將只是口號。我們的高教體制如果將創作者與培養創作者的藝術大學邊緣化,就是冒著在未來世界將台灣邊緣化的危險,因為台灣最欠缺的,就是可以勾勒未來世界樣貌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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