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是一、二十年前開始，台灣開始了一波「全民學管理」的風潮。在這之前，學餐飲就是學怎麼做菜，學森林就是了解植物與生態，學醫療就是把病人照顧好。但是管理之風大為盛行以後，我們有了餐飲管理、森林管理、或是醫務管理這些新的名詞。在那樣的年頭，嘴裡參雜幾個管理名詞，或是有個MBA學位，似乎是一件拉風的事。
理論上來說，這原本應該不是一件壞事：你原本就擅長的專業工作，管理的概念幫助你更有效地達成目標，這能有什麼錯呢？理論上是這樣沒錯，但是如果管理的概念被窄化、被誤用了，那有管理可能要比沒管理還要糟，甚至是災難一場。
近年來，台灣大學的發展，淪為被各種績效指標綁架的俘虜，學校忙著爭大學排名、教師忙著論文積點、行政人員則忙著應付各式各樣的評鑑，漸漸被遺忘的則是學生究竟學到什麼東西、教授做這些研究到底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以及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大學。這些問題無人聞問，只因為這些問題無法量化，因而也就無從成為績效考核的項目，就算勉強轉化為可考核的指標，多數也只能淪為形式主義的虛應故事。至於膽敢反對這樣的狀態與趨勢的，則經常被評為畏懼評鑑或因自身缺乏競爭力而心生不滿。
這樣的趨勢危害之大，遠超乎多數人的理解與想像。就拿商管領域來說，現在經常在媒體發表一般人看得懂的文章的，主力族群是六十幾歲的這群教授，五十幾歲的可能還有一些，四十幾歲的已是鳳毛麟角，三十幾歲的則是幾乎完全缺席。台灣人經常抱怨媒體的淺薄與弱智化，但是最有能力提升媒體思辯與智識面向的學院工作者，卻是逐步從公共發言領域退位之中。
這箇中原因也很簡單：年輕教授為了評鑑的需求而得不斷大量地生產所謂的「國際期刊」論文，早讓這些大學年輕教師疲於拼命，他們哪來時間與精力寫這些根本不被學院認可的社會產出？
而為了登上這些外國期刊，研究者得揣摩或迎合外國編輯的偏好與口味，哪裡還顧得了研究對台灣產業發展有何意義與貢獻？這些論文就算被刊登了，主力讀者也不會是台灣的學生、研究者或是企業經營者（如果還有讀者的話），沒人看的論文，又怎麼可能對教育或是產業有實質的效益？對社會無用的，對學校/教授才有用，這難道不是台灣的深切危機？但是我們卻將這稱之為「國際競爭力」。
弔詭的是，當我們的頂尖大學不斷宣傳五年五百億的預算，如何讓台灣的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節節高昇，同一個時間點，我們卻看到台灣的產業與人才競爭力節節下滑，這豈不是很諷刺地說明了，這樣的大學「國際競爭力」，是無法轉化為產業與人才的競爭力的？如果不能，我們究竟要這樣的國際競爭力做什麼？
大學的這種自我禁錮與限縮，經常被批評者通稱為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對我這樣一個從商管學院取得學位的人來說，這樣的說法既讓我感到羞愧又感到不安，我有時不想承認自己出身商管學院，有時又想狂喊：管理，不是這樣的！
把管理等同於「控制」、等同於可量化的績效指標，是上個世紀前半葉從科學管理以降到品質管理概念的產物。這一系列的「管理主義」，本質上對應的是工業社會製造業標準化、追求品質、以大量生產為依歸的生產邏輯。
1950年代迄今超過一甲子，這世界已歷經很大的轉變。當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早已轉而強調創新精神、彈性多樣化、對消費感性層面的感知等等，對應的管理知能則是創新管理、強調冒險與實驗精神、對環境快速應變的能力等等，這些都早已是產業界耳熟能詳的管理知識。
在創造力經濟的時代，原本我們應該寄望大學扮演的，是知識創造的火車頭角色，勇於實驗，勇於冒險，勇於與眾不同。這原本應該是大學的天職。但是我們的大學，卻走向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上西天取經，卻取到了上個世紀的經。我們的大學，引進了一套早已被拋棄了的「管理主義」，用工業時代製造業的管理精神，來箝制後工業社會的教育發展，這是一場令人觸目心驚的革命，卻是在思想與概念上非常「復古」的革命。
台灣有脫胎轉型的陣痛，這在各個領域皆然，但是大學往「工業化」轉型，卻是違逆時代精神，危害甚深的轉型，它無法培育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無法提供這社會需要的知識生產，它將使大學繼續和這個社會脫節。
管理有很多種，大學需要的不是現在這一種。管理要去污名化，我們的大學則是需要從這種狹隘又過時的管理中脫困。Sony的高階主管說，績效主義毀了這家一度在創新上偉大的公司，我們的大學，能不能從中學到一點教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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