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偉大的祖國揮揮手，中國中國一定強。
這不再是個適合好人住的島，禮義廉恥沒有鈔票重要；
這不再是個適合窮人住的島，一輩子辛苦連個房子都買不到；
這不再是個強人統治下的島，生存和面子問題哪個重要；
這不再是個明天會更好的島，何去何從兩千萬同胞。
——鄭智化《大國民》
因為這首歌，一個香港的年輕朋友最近愛上了鄭智化。我告訴他這首歌唱的是1993年的台灣，他說不，這首歌唱的正是2012年的香港。
我的這個朋友生於1993年。2012年，是他走上街頭次數最多的一年，不公不義不平之事，讓年輕人為自己生長於斯的這座城心疼而且憤怒；而2012年的香港，也正被「90後」世代帶頭用怒火點燃，在回歸中國15年後，進入「恐共抗共」民情最洶湧的臨界點。
要論香港2012年不公義事件，不如循着民意爆發的線索而來。而民意爆發的背後，共有一個大背景：以中國大陸為他者——套用台灣的說法，就是「中國因素」。
從年初的「反蝗蟲」，到年中的「反國教」，到7月梁振英任特首後，民間「反中聯辦」的浪潮，無一不是面向中國大陸發生，從民間交流、社會政策、到政治管制，中港關係的弦愈繃愈緊。以至於到10月25日，《文匯報》登出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陳佐洱的言論：「近年來，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像病毒一樣蔓延得很快。」
「港獨」與一國兩制
「港獨」如同一個幽靈，第一次明確出現在香港主流輿論話語裏。這背後的情緒、引導、陰謀、攻訐引起爭論不休——大陸官方此後以「港獨」為明確的假想敵，並借此進一步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並在方方面面收緊控制；而香港知識界竭力論證「港獨」本身是一個偽命題， 「港獨」並不真正「存在」，只是被有目的的「需要」，並當做一個有效的管制「藉口」。
香港的確不存在獨立的土壤。港英旗幟在遊行時屢屢現身，執旗人一再聲稱，他們的訴求是回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他們斥責中共干預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走過15年，暴露出前所未現的深層次矛盾。中英談判時，「一國兩制」方針約定中央對香港檯面上的權限只有兩條：任命行政長官、解釋基本法。而在鄧小平設定的方針中，另一個必須堅持的原則是「愛國者治港」，鄧小平本人的解釋是「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曾在中聯辦掛職5年，被認為是北京在香港問題上的智囊學者強世功則提出：「不少人說他們愛的國是祖國河山、歷史文化等等，而不一定是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者有什麼分別呢？」
也就是說，今天的「愛國者治港」，「國」字是「共產黨中國」。
這也是「一國兩制」隱而不宣的核心前提：香港學者陸恭蕙在《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指出的，必須保證香港不會成為「顛覆基地」。
兩種制度，一種國民——國是黨國，民是公民，種種不公義與激烈反彈，就誕生於在僵硬的治港策略下，強行製造的合二為一。而這種合二為一，也必然會以2012年為起點，把香港推到一個風口浪尖的歷史階段。
反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1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這並不是六四、七一的傳統社運日子，而90後的中學生、80後的大學生、70後的家長教師、與自稱是「社運老兵」的五六十歲的戰後第一代香港人，形成了一個跨世代的連線。還有不同的大小團體都群起支援：社工、基督徒、教師、出版界、廣告界、青年學者、文化界、插畫家、大專教師、網誌作者、醫生、中學生、大學生、內地生等等，並以各種各樣的方法：組織義教、製作影音錄像、寫分析文章、協助打理場地物資、上台講話表演、捐物資和借器材、參與絕食、罷課、聯署等等，支持整場運動。
香港學者認為，上一次如此大規模、自發式的動員，還是在23年前的八九六四。1989年是支援北京的愛國運動，2012年則是捍衛本地社會免受黨國一體的思想侵害。這次運動，將對香港未來民主政治的道路影響深遠。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此前是香港中小學的選修課程，學科「旨在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國家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分認同」。港府計劃從2012年9月開始，將國民教育科設為必修。隨着媒體曝光該科部分教材的「和諧」與歌頌黨國的內容，民間反彈聲音漸響，並由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帶頭發起「全民行動、反對洗腦」行動，各個組織支持，在上街、佔領、絕食之後，最終逼迫政府撤下國民教育科。
2012年9月9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10月8日，政府宣布擱置課程指引。
10萬人走上街頭不是一朝之功。中國社科院藍皮書將之作為網絡公民運動的案例，稱一個15歲少年黃之鋒通過Facebook發動十數萬人上街，這是過於戲劇化了，體現的只是大陸體制面對「假想敵」的焦慮心態。
「學民思潮」2011年就開始推動「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起先應者寥寥，上街也不過數百人；直到2012年5月，唐梁小圈子選舉惡鬥，中聯辦頻頻插手香港事務，中港關係惡化，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反國教才最終爆發成一場全民參與的政治議題。
「國民教育」若只是中性的「國情教育」，會否引起如此大的反彈？一定不會。反對國民教育，實際上仍是香港市民給推行國民教育的主體——港府背後的中央政府，投了一張不信任票。如程翔所言：「中共1976年之前，從來都不提『愛國主義』，也沒有推動過國民教育。中共提倡『愛國主義』，提倡『國民教育』，也是1994年以後的事。如果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共在大陸和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真正目的和動機，就能夠更加堅定地反對現在擬進行的所謂『國民教育』。」
蝗蟲，蝗蟲
2012年2月1日，日均發行量28萬份的香港《蘋果日報》刊發了一整版名為「香港人，忍夠了」的廣告。廣告畫面上，一隻碩大的綠色蝗蟲騎在獅子山上，望向維多利亞港。「因為明白你們受毒奶粉所害，所以容忍你們來搶購奶粉；因為明白你們沒有自由，所以招待你們來港『自由行』；因為明白你們教育落後，所以分享了教育資源給你們；因為了解你們看不懂正體字，所以下面用了殘體字。來香港請尊重本地文化，要不是香港你們全完蛋了。」
用「蝗蟲」來形容在香港的大陸人是從2009年到2010年開始，在香港網絡流行的。2012年的這則廣告，同樣也是香港網民出錢在蘋果日報刊登。在廣告登出之前，一名內地兒童因在香港地鐵吃東西，被香港市民勸導，誘發兒童家長與該市民的激烈爭吵，而北大教授孔慶東在看到這則視頻後則大罵：「有些香港人是狗」，「不說普通話的都是王八蛋」，被香港媒體引述後，進一步引發香港社會譁然，令由來已久的中港民間矛盾升溫。
蝗蟲廣告就是在這時候出場，讓「蝗蟲」的形象正式從網絡爬上主流輿論。
與「反國教」包含對建制的有力批判與對黨國體制的深沉反省相對，「反蝗蟲」的行動更單一，也更極端、民粹，本土意識幾乎要發展為種族主義，引發香港知識界的擔憂。
「反蝗蟲」，反的是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是大陸遊客到香港大量購買嬰兒奶粉、走私水貨，是自由行客人的不文明行為，是到香港學習、工作的大陸身分人士搶奪了香港社會的資源和福利，「廣東道無廣東人、北京道全是北京人」，背後是香港基層社會的真實困境與焦慮，卻也放棄了理性與批判性的思考——抽離開所有政策背景、規劃失調，將整個問題歸咎於人種，從而合理化歧視；也傷害了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最重要的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
如果說「港獨」還是一個偽命題，那麼2012年，香港「本土」進一步崛起則是真命題。與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以及更早的灣仔藍屋保育、喜帖街保育不同的是，今天的香港，激發本土認同進一步崛起與演化的，回到了跟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
“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偉大的祖國揮揮手，中國中國一定強。”
中國政府如果看到鄭智化唱這首歌時的台灣，本土運動是怎樣澎湃發展，不知又會怎樣評價今天他們一手搞砸的「一國兩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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