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心痛地，儘管全國民眾一再祝禱（包含我在內），有株幼苗再也沒有機會長大了。讓人無法理解、也無法原諒的是，何以兇手會犯下如此殘忍且沒有道理的罪行，大家同一時間聯想到的，是去年在北捷所被劃下的傷。每當有類似事件發生，媒體總是會採訪心理工作者或精神科醫師，希望能從專家口中得到答案，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只是在巨大的震撼與悲痛下，專家們對於兇手人格特質與成長背景的臆測卻總顯得虛弱無力。
從精神疾病的角度來看，這位年輕人與鄭捷並非屬於反社會人格的範疇。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系統）對反社會人格的定義包含了在未成年以前即有侵犯他人權益、違反社會規範的傾向，且成年後也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一再犯法，我們所熟知的陳進興就是反社會人格的典型，而這兩位犯嫌在事件發生前並沒有明顯違反法律規範的傾向。另外，龔嫌對於幻聽的辯稱也不具有說服力，精神病症狀最常出現的是被害妄想，且懷疑的對象大多是親近的家人，因此無論是幻聽或妄想都無法說明為何他計畫殺害與他沒有任何關係的小女孩。
心理學理論時常從成長背景，尤其是與父母的關係來解釋人的性格與行為，這方面我們缺乏足夠的資訊，但從事後兩位犯嫌的雙親及手足的反應看來，他們離所謂的「高風險」家庭都還有一段距離，家人看來也與你我無太大的差異。簡單地說，從理論或研究都無法幫助我們理解這些悲劇。我重複地提到「理解」，因為在助人工作領域裡，要幫助一個人的前提是必須了解對方，且讓對方感受到被理解與關懷。我們可以理解為了錢財或私慾殺人，因為我們同樣擁有這些欲望；我們也可以理解在盛怒或是忌妒下行凶，因為我們也曾深受過這些情感的煎熬；但對於這種沒有道理的行凶，我們無法理解、深深地被震憾著。
我曾和一位曾經有自殺傾向的案主談到鄭捷，出乎意外地，他說可以理解鄭捷的行為，那是一種絕望與空虛，混雜了被他人傷害之後的憤怒。若是如此，這些犯嫌的心境或許與自殺更為類似。龔嫌在母校想殺的，其實是年幼無助的自己，只是他們在尋死之前還用力地對同胞劃下一刀作為控訴，我懷疑他們在社會從未有所歸屬，在挫折與絕望下無法感受活著的喜悅，更忌妒同胞們所擁有的幸福。即便努力嘗試，我對他們的同理僅止於此（更別提更多的是憤怒），我知道這些詮釋同樣虛弱無力，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是好事，因為我從來沒體驗過如此空虛的絕望，對生命總是充滿熱情。
在實證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總習慣問題都有解答、都可以得到控制，所以這篇看似缺乏建設性的文章大概不會受到青睞；其實不然，我想提醒的，是「人」並不是可以被標籤分類的物品、也不是可用算式推演的模型；我們的本質是無法被完全預測了解的有機體，或者稱之為靈魂。
人總是在往終點前進、也總是孤單地被囚禁在皮球大小的房間，正因為我們如此寂寞短暫，所以更需要相互依偎、試著用言語彼此了解關懷、幫助深陷泥沼的同伴，並共同建立一個即便對於弱者都值得活著的世界。
（作者為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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