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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選舉,如果全台灣的選民都只顧自己和兒孫的未來,恐怕上班族(90%的選民)都應該要不計成敗地投給第三黨。如果繼續含淚投票或投廢票,只會讓藍綠政營裡的無恥政客更加囂張、猖狂,更加看不起你,更加「吃你夠夠」。 

戒嚴時期沒幾個人相信解嚴是可能的,開放黨禁時沒人相信政黨輪替是有可能的。它們之所以會成為可能,是因為許多人相信政黨輪替是台灣唯一的希望,而不計成敗地一再投票給民進黨。今天,只要我們再度不計成敗地持續投票給第三黨,就有機會掙脫被財團╱少數家族和兩大黨綁架(魚肉)的命運。

從資方市場到資方天堂

過去20年來,財富持續向上集中的結果,上班族的生活越來越艱難,大家都看不到子孫的未來。藍綠政權都把上述現象歸罪於全球不景氣和貿易自由化,而絕口不提藍綠政府的落井下石與雪上加霜。

幾十年來台灣人持續地被媒體洗腦而根深蒂固地迷信「小而美的政府」,甚至誤以為政府越小越美;以致於政府已經小到債台高築,賴掉許多應盡的責任,甚至成為就業市場惡化的元兇,卻還有上班族傻傻分不清地在挺「富人減稅」。


作者提供。

表一顯示,歐美政府的支出佔了GDP的40%~50%,這也意味著政府部門早已是成熟經濟體的最大服務業部門,和社會上最大的僱主。如果歐美政府大幅減少支出,將會導致服務業部門萎縮,工作機會減少,以致就業市場往「粥少僧多」的資方市場惡化,使得資方可以對勞方予取予求,任意壓低工作條件(增加工時,降低工資與失業福利,延長退休年齡,降低退休給付)。

反觀台灣,政府支出只佔GDP的20%左右,平白比歐美社會少了20%~30%,當然很容易會讓就業市場變成「粥少僧多」的資方市場,甚至資方天堂。

具體而言,政府先是把「編制內人員」改為約聘雇,目的在規避聘僱人員的退休福利;接著再把約聘雇人員改為委外派遣,讓勞工被進一步地剝削;最後乾脆把政府的工作包裝成給各大學的委託研究案,讓大學裡的研究生在低薪條件下執行原屬公務員的業務。非典就業人數屢創新高,今年已達總體就業人數的7%,政府正是製造非典就業的元兇。

主張「富人減稅」的一方堅持說,富人減稅是藏富於民間,可以活化市場經濟,遠比把錢交給政府更能創造工作機會。事實呢?資方減了稅以後,有些錢被拿去投資海外,有些拿去炒高房地產,而鮮少用來創造工作機會。

結果,上班族薪水不漲而房價高漲,年輕人的薪水更倒退18年,使得消費無法提振,內需市場也就難以成長;再加上全球經濟不景氣、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自動化,國內就業市場益加「僧多粥少」,而從資方市場變成資方天堂:儘管台韓產業結構類似而勞工的人均產值是韓國的1.17倍,資方卻可以藉著「僧多粥少」的機會把勞工的薪資壓低到只剩韓國的52%,並且以「不降稅就外移」來勒索政府,以致台灣的政府稅收只有12%,是德國與英國的1/3,甚至不到韓國的一半(詳見表一)。

既然勒索勞工與政府就可以賺錢,還會有多少企業願意辛苦地發揮企業精神與企業才幹,追求產業技術升級?結果,發揮企業精神與企業才幹的人太少,勒索勞工與政府的企業太多,以致於產業沒有明顯昇級。於是,就業市場逐年惡化,資方反而因此獲利,可以對勞方予取予求:無限工時責任制、爆肝爆腎過勞死,以及不需跟勞工代表協商,也不需向政府說明的無薪假。

要跳出這個惡性循環其實也不難,只要把財政學者詬病已久的租稅減免取消,讓政府稅收恢復到韓國的水準(25%),政府支出就可以平白從GDP的20%左右上升到32%左右,並且用這些錢來保障底層民眾的生活品質,提升消費力和創造工作機會,從而將就業市場從資方天堂逐步調整為勞方市場,或者勞資平衡。一旦國內的消費與就業市場獲得改善,政府就更不需要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整個就業市場與經濟就有機會從惡性循環轉為良性循環,我們也不需要再為了留住企業而犧牲環境品質與食品安全。

對於這樣的提案和遠景,很多被洗腦慣的人都會深懷畏懼地反駁:「加稅,會讓企業和富人出走,這不是會讓台灣的經濟雪上加霜嗎?」

臺灣人真好騙!

假如加稅真的會讓富人出走,你猜,他們會出走到哪裡去?稅負最低的地方!那麼,請你看一看表一,哪個國家稅負最低?台灣!可是,你有沒有聽說過全球500大首富排隊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為什麼?

富人選擇居住地有兩大考量:其一,為了妻子兒女考慮,要住在教育資源好,公共服務品質佳,生活水準高的地方;其二,為了創業方便,要住在政商人脈通暢,且產業人才與基礎建設均佳的地方。稅賦高低,其實根本就是很次要的考量,所以四川山溝裡就算免稅加上一堆政府補貼,也不可能招商成功。

但是台灣政府不合理的超低稅負下,政府的支出也極端不合理,以致教育品質無法提升,環境與公共生活品質更是惡劣,甚至食安問題頻傳。減稅的結果,不是「近悅遠來」而是「近惡遠走」,反而連台灣的富人都紛紛安排下一代移民到歐美國家(去享受較佳的公共服務品質),而自己則在台灣努力地污染土地(以便賺取環保成本與食安成本的價差)。

同樣地,假如加稅真的會讓企業出走,你猜,他們會出走到哪裡去?稅負最低的地方!那麼,請你看一看表一,哪個國家稅負最低?台灣!可是,你有沒有聽說過全球500大企業排隊在申請到台灣設廠?沒有!為什麼?我上一篇專欄文章已經說過了,確實有優質的外商想來台灣投資,但是卻沒下文,或許是因為國內「工商大老」反對而作罷。另一方面,生活環境品質低劣,不利於優秀人才遷居,這也使得優質的外商望而卻步。

稅賦與工資只不過是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的諸多因素之一,所以德國和瑞典的稅賦與工資遠遠高於台灣,照樣可以留住企業,甚至吸引外資。以德國的福斯汽車公司(Volkswagen)為例,她曾被美國田納西州優渥的政府補貼和德國一半的工資吸引,而去設立生產線;後來這條生產線被撤銷了,主因是美國工人素養太低,製造不出福斯汽車公司要求的產品品質。

台灣只圖降低稅賦與工資,而韓國則力拚產業升級,以發揮教育的成果與勞工的能力。結果,紅色供應鏈只追殺台灣而沒有能力追殺韓國;日本與蘋果都備感韓國的威脅,而沒聽到有哪個國家被台灣威脅。

台灣的教育水準與勞工品質都絕不下於韓國,卻只有台灣有產業升級的困境,而韓國和大陸都拚命發揮「後發優勢」,罕言產業升級的困難。你說,真的是因為台灣人的基因有天生的缺陷,或者文化遠比中韓卑劣?還是因為政府、兩黨和上班族都一起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的結果?

藍綠輪替與左右輪替

先進國家的政黨輪替是左翼與右翼政黨間的輪替,分別為上班族與資方爭權益,因此他們的政策可以在資方與勞方的利益之間取得較佳的平衡。台灣的政黨輪替是藍綠輪流執政,而背後的金主、財團早已不分彼此,因此16年來政府都對工商大老唯命是從,而對上班族的困境視若無睹,或者隨意敷衍。

我演講時常問聽眾:「根據媒體報導,陳水扁在2000年宣佈當選後,次日立即拜訪十大工商領袖;2004年宣佈連任後,次日立即在總統府接見十大工商領袖;馬英九在2008年宣佈當選後,次日立即拜訪十大工商領袖;2012年宣佈連任後,次日立即在總統府接見十大工商領袖。你們猜,10+10+10+10等於多少?」

性急的立即回答「40」,稍後更多人大聲回答「10個」。我提醒他們:這些年內有兩位老先生過世了。於是,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說:「12」。

發揮企業精神與創意是最辛苦的賺錢術,朝中有人輸送利益是最省力的賺錢術。因此,晚清南潯首富劉鏞教訓後代:「第一是官府裏要有人;第二是要與洋人打交道;第三是後代要讀點書。」

富人永遠會支持右翼政黨,綁架右翼政黨。假如上班族再不積極培植跟自己站在一起的左翼政黨,未來的就業市場還會進一步惡化,台灣將會永遠都是富人的天堂與上班族的地獄。

左翼政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有人頗帶懷疑地質問我:歐美許多國家都沒有第三黨的發展空間,台灣怎麼可能會有第三黨的發展空間?這些人顯然沒有看清台灣與歐美的處境差異。

歐美的兩大黨通常是左翼與右翼各一黨,第三黨當然就會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然而藍綠皆屬右翼政黨,而且上班族(90%的台灣人)處境日益艱難,只要我們願意像當年黨外時期那樣地教育選民,憑什麼說90%的台灣人永遠都會投票給出賣自己的政黨?

也有人自以為聰明地反駁:現在的選區劃分不利於小黨,第三黨根本就沒有機會。回顧當年黨禁期間與解嚴初期,別說底層群眾與大學畢業生都徹底地被洗腦過,買票與作票的手法更是猖獗,結果照樣扼殺不了選民對民主的渴望。

我問一位社運圈的朋友:「跟戒嚴時期比起來,你覺得現在的局勢更讓人痛苦、絕望?還是戒嚴時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現在。以前雖然痛恨政治的壓迫,但至少經濟上是有出路的;現在不但政治上看不到改善的機會,連經濟上都越來越深陷於被綁架、勒索的痛苦。」

痛苦越深,反彈的力道越大,為什麼卻說左翼政黨是不可能的?

其實,改變時局的關鍵在教育。黨外時期的先進們花了許多心力在教育選民,以致於計程車司機個個變成能言善道的傳教士;美麗島律師團的時代對選票的興趣遠高於選民教育,甚至用愚民手法綁架一大堆深綠與淺綠的鐵票,才使得進步的力量變成腐敗的力量。

如果綠黨與社會民主黨真的有心建立起台灣的左翼政黨,就必須敞開胸懷去邀請更多具有左翼胸襟的朋友,一起從教育選民的扎根工作做起。

欺騙選民,仰賴明星,攀附逢迎既有勢力,這些都是邁向權力的最短路徑,但也可能是出賣自己、自絕其後的關鍵手段。誠心誠意地教育選民,跟選民站在一起,即便無法在短期內獲得權力,卻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而選民的進步則反過來變成左翼政黨擴大群眾基礎的最大利基,同時也是左翼政黨最佳的防腐劑。

結語

從無到有地建立一個有執政實力的左翼政黨,這絕不容易。但是只要我們看清楚「除此別無出路」,不容易的事還是可能會有達成的一天。

如果我們繼續讓政黨與上班族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台灣社會將更深陷於惡性循環的荒誕困境:看著下一代入不敷出的窘境,老一輩不敢退休,巴望著多賺幾年來幫孩子緩解困境;但是老人不退休,年輕人就沒有工作;年輕人沒工作,老一輩就更加不敢退休。這種惡性循環已經夠糟了,政府還在工商大老的慫恿下考慮要延後退休年齡。如果真的照這個建議做,難不成要老一輩的做到75歲才退休,讓下一代等到45歲才就業?

惡性循環的還不只這一端。看著房價越來越高,揣度著政府還會繼續幫競選時的金主拉抬房價,老一輩硬是把一輩子的積蓄和退休金全部拿去繳房貸。結果,老一輩越用心存錢繳房貸,房價漲得越兇,下一代反而越是繳不起房貸──上一代的好意變成下一代的噩夢,唯一獲利的是建商(據說,他們的平均成本只不過是房價的3成)。

在這種趨勢下,越來越多人一輩子只能勉強租屋度日;更多人一輩子的勞苦只是勉強繳完房貸,之後再把房子抵押出去來湊養老金;即便幸運地在身後勉強留下一棟屋齡老舊的公寓,都不見得夠讓孩子出售來抵新屋的頭期款。於是,世世代代為屋奴,處境只比柏拉圖時代的奴隸好一點:大都是足衣足食,身後沒什麼可以留給下一代,差別只在我們多了一張房地產證明。

面對未來,我們只有兩種選擇:任由這種局勢日益惡化,或者不畏挫折與辛苦地從事選民教育,以便建立起一個優質的左翼政黨,作為留給下一代的最佳公共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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