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輝:台灣正在失去未來?

201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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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在6月10日以第三版搶眼的版面積警告讀者一個嚴重的經濟危機:預期今年政府與國營事業投資將嚴重衰退(分別為4.2%與11.9%),台資出走,外資不來。[1] 四大咖卻縮手,使台灣的固定資本形成面臨「四大皆空」的危機。其實,這個現象已經持續了將近20年:從1997會計年度開始,固定資本形成就在2.8兆與3.5兆間震盪,無力向上突破。而媒體也不只一次地提出過警訊。

台灣的投資環境真的這麼惡劣,經濟與產業發展真的已經看不到未來嗎?

面對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媒體、專家與研究機構經常把問題的成因過度簡化與藍綠化:親綠的怪罪兩岸三角貿易,親藍的怪罪FTA太少、民間抗爭與環保法規太嚴而程序冗長、藍綠惡鬥導致企業出走。雷同的論調重複了將近20年,而無助於台灣的脫困。有鑑於此,我們必須跳出島內觀點,從國際學術界的研究報告與國外媒體的分析報導尋找其他線索,以便看清台灣的國際處境與問題的全貌。

● 台灣的投資誘因與困境

學術上關於跨國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研究基本上支持一個共識:跨國投資的決定因素(determinants)因時、因地、因國情而異,沒有一成不變的有效策略。[2-4] 所以,即便大陸和香港已經取代美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吸金國,仍舊因為吸金的架構沒有跟著產業結構的變遷而及時調整,以致於2012年上半年的外國投資分別萎縮了3%和26%。[5] 

跨國投資的主要項目與時俱變:1950年代以前的跨國投資主要是在尋找豐富(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工,1960年代關注的是市場的規模與成長率,1980年代的重點是製造業的技術與專利和服務業的擴張。1990年代以後,新的趨勢是新興國家所吸收的跨國投資成長速度逐漸超越已開發國家。[2] 

其次,對於人均購買力已經超越日本的台灣而言,我們必須注意到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吸金優勢不同。已開發國家對新興國家的投資,70%在獲取低價生產要素與市場(首要目標是巴西、中國與香港、印度),其次是尋找海外代工基地以提升資本的使用效率(首要目標是南亞、東南亞與墨西哥);但是已開發國家間的相互投資標的,已經從傳統上的「擴張海外市場」轉為有助於強化競爭力的專利、研發資源,與併購等。[3] 

對於資源不足且市場小的台灣而言,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傳統決定因素的重要性逐漸在被政策的穩定性、政策的透明度、市場開放度、國際競爭力指標、教育水準等制度性因素所取代。[3-4, 6] 譬如,保險業很在乎教育水準、法規的障礙、文化差異、貪汙、政府效能等因素,其他服務業與製造業也照樣受到這些因素的明顯影響。[6-8] 因此,台灣還是可以靠著提昇人力素質、企業精神和政府效能吸引海內外的投資。

事實上,各種全球評鑑都認為台灣的競爭力遙遙領先韓國。2013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位居全球第11,亞太地區只輸給香港和新加坡,遙遙領先第21名和第23名的中國大陸與南韓。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台灣排名全球第12,在亞洲只輸給新加坡、香港和日本,遙遙領先第25名的南韓,和第29名的中國大陸。經濟學人2011年版全球IT產業競爭力指數報告,台灣的IT產業競爭力全球第13,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勝過第16名的日本,和並居第19名的香港、南韓;而且研發環境高居全球第3,僅次於美國和以色列,而人力素質則排名全球第8。

根據上述事實去回顧台灣過去20年的產業發展政策,我們可以看見台灣的兩大盲點:(1)台灣跟大陸市場的政治、地理關係遠不如香港和上海,跟東南亞市場的地理關係遠不如新加坡,卻一直奢想用各種FTA來實現1993年的「亞太營運中心」夢,而不思發揮自己的人力與資本優勢。(2)雖然台灣的名目所得仍明顯落後西班牙、義大利與剛躋身先進國的南韓,但是人均購買力在2008年就已經符合世界銀行分類中的高所得國家。[9] 國際貨幣基金會也在2015年的報告裡把台灣跟澳洲、以色列、愛爾蘭、瑞典等國家一併納入所得高而市場小的先進國家(Other Advanced Economies)。[10] 因此,我們的競爭條件已經改變,必須認真參考高所得國家的產業與吸金策略,而不該去跟新興國家競爭高污染、高耗能、低工資、低附加價值的產業。

問題是,台灣的藍綠專家、政客與評論都有一種通病:不知道台灣在國際上的特色,不知道今夕何夕,因而不知道該如何發揮台灣的競爭優勢。

● 後工業時代的病,殖民時代的藥

藍營媒體最喜歡把問題怪罪到工資上升,過度重視環保而忽略產業發展,民間的抗爭,以及藍綠惡鬥。然而,經濟發展是為了讓人有更富裕而優質的生活。如果必須以工資倒退、環境惡化為代價,這樣的經濟「發展」有意義嗎?更何況,台灣真的還有機會在今天跟新興國家搶食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高工時、低工資(四高一低)的產業嗎?

國際競爭不該違背「以己之長,攻人之短」的基本原則。台灣水資源嚴重短缺且能源自給率僅0.6%,卻想發展高耗水、高耗能的鋼鐵、化工、半導體代工等產業,豈不是妄想「以己之短,攻人之長」?別的不說,馬來西亞能源自給率高達123%,連大陸都高達90%,台灣憑什麼跟他們競爭?

其次,台灣的人口密度高,西岸的污染又因中央山脈的阻擋而吹不走、難擴散,根本就不適合發展高污染產業;而且,國民教育水準越低,越能忍受環境汙染,高教普及的台灣,如何跟大陸、東南亞國家搶高污染產業?

台灣地狹人稠而礦產、能源與水資源匱乏,近接大陸與東南亞市場的條件又遠遜於香港、上海和新加坡,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是高教普及且研究人力在質與量上都遠勝於大陸和東南亞。偏偏,我們卻用代工產業扼殺了台灣人的創意,又用偏低的產業技術水準和工資逼走優秀的人才。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分析報導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本土最優秀的企業要數台積電(TSMC):芯片製造業的領軍者,市值超過600億美元,但其品牌幾乎算不上世界知名。台灣最著名的企業或許要算富士康(Foxconn)。該公司幫助其他公司組裝產品,包括蘋果(Apple)的iPhone,利潤率不到4%。」。[11] 台灣人最自豪的兩大企業尚且如此自我設限,其他企業可見一斑。

台灣在日據時代被日本當做農業生產基地來經營,而欠缺資本與工業技術,因此光復初期只能仰賴「輸出血汗,輸入污染」的發展模式。之後,不管是加工出口區或晶圓代工,「輸出血汗,輸入污染」的基調不變,只不過終於換來資本與技術的累積。可悲的是,雖然我們的資本、技術與研發能量都足以跟韓國抗衡,卻鮮有任何世界品牌或世界市場,一直仍停留在代工;更悲哀的是,不但「隱形冠軍」不多見,甚至連兩兆雙星都變成了五大慘業。

有人因而說「台灣的教育培養不出高級人才」。但是,別忘了,台灣正是亞洲中高級人才的主要輸出國,而且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遠遠超過韓國──我們缺的不是人才,而是讓高級人才揮灑的舞台。

也有人說,台灣的教育太偏重專業知識而少創意,所以培養不出創業與創新的人才。這或許說對了事實的一部分。但是,產業不升級,企業沒創意,這會不會也是政府驕縱「高科技產業」的必然?

草莓族是被父母寵壞的結果,企業也是一樣。台灣的「高科技」產業長年享受政府政策、匯率和稅負減免上的大量補貼與優待,使得它們在科學園區裡變成溫室裡的特權;在這樣的榮寵下,他們還有機會保持奮發向上的精神和國際競爭力嗎?

● 從垂直分工到掏空台灣

綠營媒體總是怪罪兩岸開放政策讓台資流向對岸,而造成產業空洞化。言下之意,似乎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錯,只要恢復「戒急用忍」就可以萬事搞定。

問題是,我國超額儲蓄率從1998年就開始從1.3%震盪走高,將在今年攀升至15.5%,創下28年來的新高──台灣一直都不缺錢,缺的是投資項目!在這種事實前提下,如果沒有大陸的吸金效應,台灣的濫頭寸還會更多,股市與房市的熱錢炒作還會更猖獗!

何況,對外投資不必然會造成母國產業的空洞化或工資下降。學術界的經驗研究顯示,當企業向技術水準較低的國家投資(垂直型境外投資)時,有可能(但不必然)會提升本國的生產力、技術工人的僱用比率、工資、非生產線的聘僱人員,以及總產量;當企業向技術水準相近的國家投資(水平型境外投資)時,也還是有可能會提升本國的非生產線聘僱人員以及生產力。[12] 此外,本國企業對外投資時,也可能會對她的國內供應商和下游廠商造成技術升級與產能擴大的正面影響。[13] 

然而,前述文獻也同時指出,對外投資不必然會對母國有利,也不必然會促進產業升級。畢竟,最後的結果還是取決企業的企圖與執行能力──全心只圖擴張市場與降低成本的企業,不見得會有興趣藉此追求技術升級,也不見得在乎「根留台灣」。

熱衷於兩岸經濟交流的人曾經期待著推動兩岸垂直分工的模式,以便藉此促進島內企業的「優勝劣敗」,以及優勝者靠規模經濟擴大利潤、刺激整體產業向上發展。很不幸地,最後結果卻是產業流失與空洞化,兩岸關係從「垂直分工」的美夢變成「橫向取代」的惡夢。也許,這又再度證明了台灣的企業家欠缺「競逐上游」的企業精神,以及「以台灣為家」的感情。

在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心裡,企業家是願意冒險且有能力成功地推動「創造性破壞」的人,而海盜則只不過是冒著生命危險去賺取橫財的人。如果以此標準來衡量台灣的大老闆們,恐怕台灣的大老闆們較少願意吃苦、冒險的企業家與海盜,多的是只想靠官商關係來賺輕鬆錢(easy money)──賺兩岸價差,吃政府和納稅人的豆腐(逼政府釋出各種利多和財政與稅負的補貼)。

台灣有資金,有技術,有中高階人才,有可觀的研究能量,有領先韓國和大陸的國際競爭力,缺的只有一項:懂得善用台灣資源與優勢的企業家,以及敢於冒險來開創新局的企業家精神。

假如說目前掌權的大老闆和高階經理人嚴重地欠缺企業家精神與開創新局的能力,可不可以乾脆從外國引進?

● 進口CEO與高階經理人

連國家的產業政策都可以進口。我在1989年返國時,託朋友去經濟部要了93本政府政策白皮書與委託研究報告,只有Arthur D. Little 在1999年為台灣寫的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in the year of 2000 紮實而有可行性,其他都是天馬行空的狂想曲。

研發的策略與能力當然可以進口。台灣一個著名的晶片設計廠面臨競爭力逐年下降的危機,狠心出高薪從全球頂尖公司挖一位高階主管來當研發副總,整個公司的研發能量和設計能力很快地被提升上來。

很多種創意和商業模式也都可以進口,IDEO就是以出售創意與解決方案而聞名世界。美國AT&T的研發副總帶領團隊開發新產品Mmode,為手機使用者提供移動式的即時購物資訊與服務,並預期會徹底取代電話黃簿與傳統媒體的廣告,帶來全球購物習慣的革命。結果,該產品推出後乏人問津,只好求助於IDEO。IDEO經過研究與調查後,不但找出問題所在,還提出解決方案,而使得該產品順利上市。

全球行銷策略、企劃與執行當然可以進口。其實,全球行銷的經費也可以很便宜:如果Asus在歐美重要的國際機場外都各設立一個醒眼的廣告看板,進出機場的人自然都會看見,並且有一種「Asus已經佔領歐美先進國家」的印象;如果你在全球國際大空港內的主要動線交點設立一系列搶眼的看板,全球移動中的人潮自然會看見它們,而不需要你到個別國家去買廣告時段;如果台灣的面板廠把產品免費送給全球所有機場的check in櫃檯,並且在產品打上容易看見的Logo,全世界的旅客就都會看見你。這些方法LG在十幾年前就都用過了,我猜不是出自韓國人的創意,而是國際行銷公司的主意。

高階主管和CEO也可以進口。LG曾有許多部門是外籍主管掌理,Sony、Nokia和聯想國際也都聘任過外籍CEO。聘任外籍的高階主管或CEO可能要付出高昂的學費,但這有可能是一個國家(或企業)往上攀升的最快途徑。

問題是,假如大老闆根本都不求長進,上述的點子都不會有用。如果這樣,政府可以積極到國外去引進懂得善用台灣資金、技術與人才優勢,且願意(有能力)善待台灣勞工與土地的外資企業。

但是,假如企業的手可以伸進總統府,可以打電話直通行政院長辦公室,可以左右立法院裡的密室協商,他們會答應讓政府引進優質外籍企業,來跟本土企業搶資金、技術與人才嗎?我猜不會。

不只這樣,假如政府不但縱容財團靠炒作土地牟取暴利,甚至以「公共建設」為名協助財團炒作,企業會有心經營本業嗎?假如政府縱容企業內線交易,以及股市裡各種不當(不法)手段讓他們牟取不勞而獲的暴利,企業會有心經營本業嗎?當炒作地皮與股票的獲利遠高於經營本業且風險近乎零時,台灣的超額儲蓄率有可能不高漲嗎?

台灣的產業升級、投資不足、超額儲蓄等問題乍看像是經濟問題,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官商勾結破壞了市場「優勝劣敗」的機制,使得優秀的人才必須出走,而力爭上游的企業家卻得不到需要的資源。

【參考文獻】
[1] 余佳穎、林上祚,2015,〈「四大咖」縮手 誰來投資台灣〉,《聯合報》2015/06/10
[2] C. Rodríguez, C. Gómez and J. Ferreiro, 2009, “A proposal to improve the UNCTAD's inward FDI potential index,”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18, no. 3, pp. 85-114.
[3] Tamilla Curtis, Dawna L. Rhoades, Tom Griffin, 2013, “Effects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rruption on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Review of Business, vol. 34, no. 1.
[4] Simran K. Kahai, 2004,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vol. 20, no. 1, pp. 43-50.
[5] UNCTAD, 2012, 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 10.
[6] Bonnie G. Buchanan, Quan V. Le and Meenakshi Rishi, 201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vol. 21, pp. 81-89.
[7] J. F. Outreville, 2008, “Foreign affiliates of the largest insurance groups: 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75, no. 2, , pp. 463-491.
[8] Agnès Bénassy-Quéré1, Maylis Coupet and Thierry Mayer, 2007,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30, no. 5, pp. 764–782.
[9] World Bank,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10] IMF, 2015, “Statistical Appendix,”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5.
[11] 莎拉•米西金、戴維•皮林,2012,〈台灣的“中等收入”困局〉,英國《金融時報》,2013/04/15。
[12] K. Hayakawaa, T. Matsuurab, K. Motohashic and A. Obashi, 2013, “Two-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performance at hom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27, pp. 25–33.
[13] Jitao Tang and Rosanne Altshuler, 2015, “TheSpillover Effec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me Countries: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SRN 254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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