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ensus）的統計，2013年時美國有14. 5 %的人口沒有醫療保險，低於2012年時的14.8%。[1] 美國是富人的天堂，卻也同時是很多窮人的地獄。這樣的民主制度，符合新教徒的倫理嗎？這樣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背叛了啟蒙運動對人權與民主的主張？
在德國人高度的共識裡，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啟蒙運動的理想，追求一個人人自由、平權、且免於貧窮和憂慮的人道主義社會，絕不可以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而犧牲更高的政治與社會發展目標。因此，德國稱她的政體為「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制──用民主的制度追求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她的經濟政策則是「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用市場經濟的機制去追求社會主義的目標。
他們不使用計劃經濟去干預市場，也不仇富或使用高稅賦去劫貧濟富；他們把亞當•史密「完全競爭」的理想寫成1957年的「反限制競爭法」，以便讓真實世界裡的市場運作接近「每個人的所得等於他的貢獻」這個理想；他們用法律規範企業裡勞資共治的平等權利關係，避免勞工被企業主和管理階層壓榨、犧牲；他們保障每一個人的工作機會，希望市場的競爭機制不會惡化成對弱勢生存空間的排擠；他們也通過稅收和福利制度來扶貧和照顧弱勢，但是把它當作是彌補市場失能的手段，而非追求齊頭式的平等或鼓勵不勞而獲。他們不當蒼白的知識分子，不把 ordoliberalism 和「社會市場經濟」當學術圈內的空想，而是真的在現實世界裡努力實踐這些理想。
但是，這樣的理想真的能實現嗎？會不會因為現實的需要而打折？要打幾折？這個問題很多人都關心──社會主義是所有人道主義者無法放棄的價值，德國的成功將鼓舞他們的堅持；但社會主義也是所有右派富人的死敵，他們出錢贊助、收買各種攻擊社會主義的學者和政客。於是，德國制度的成敗與興衰也常常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
偏偏，德國的經濟表現經常處於黯淡與亮眼的兩個極端裡，使得雙方陣營都有「以偏概全」的發揮空間。因此，她有時被捧為「兼具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優點」的超級明星，有時又被當作「福利國家注定無以為繼」的証明。即便是明顯右傾（擁護放任式市場機制）的英國媒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也常常不知道自己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來看德國：當德國經濟遭遇到長期的困難時，《經濟學人》在1999、 2000和2004年忍不住得意洋洋地把她稱為「歐洲的病人」[2-3]；但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她又急著讚揚和「剖析德國經濟奇蹟」[4-5]。
務實地說，德國的萊茵制度到底是值得各國稱羨、仿效的奇蹟？還是無以為繼的幻覺？答案很複雜，沒辦法用三言兩語下定論。德國的近代政治史多災多難，以致其經濟發展過程也很曲折。我們必須把德國的經濟表現放在她獨特的政治、社會脈絡下去理解，才會有較公允、客觀的評價。
後來居上的德國經濟
首先我們必須記得兩個事實：德國的工業革命比英、法晚了一百年，因此她讓人驚豔的經濟成就不是「一路領先」，而是「後來居上」的追趕能力；此外，她一直在打戰，而且最後總是成為戰敗國，卻又總是可以在商場上反敗為勝，讓戰勝的鄰國恨得牙癢癢的。
俾斯麥宰相掌權之前，德國一直處於分裂狀態；他陸續發動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才終於在1871年完成普魯士的統一。
工業革命需要大型市場的支撐才能發展，因此德國雖然在1840年代就陸續靠鐵路系統連結全境的交通，卻要等到普法戰爭結束，獲得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巨額戰爭賠款、煤礦、鐵礦和真正統一的國內市場，德國的工業革命才真正全面地展開──但已經比英、法、比利時晚了將近一百年。
根據荷蘭Groningen大學經濟學者Angus Maddison的統計，德國的人均GDP在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後才追上法國，並逐漸超越法國；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後，就再度落後法國，直到1935年才再度超越法國；此外德國一路保持領先，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才再度大幅落後於法國。至於跟英國比起來，則一直處於遙遙落後的地位。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而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人均GDP只有英國的86.3%；1945年德國宣布投降時，德國的人均GDP更只有英國的64%。[6]
然而，德國卻有辦法克服戰後的社會失序、兩德的統一，以及很多人認為制度設計上有先天缺陷的歐元區等挑戰，一再給出吸睛的成績單。
戰場上失去的，商場上贏回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大規模地被保留下來，鋼鐵、化學與機械業的生產能力約是開戰前的90%、80%和85%。然而可用的資產卻銳減為戰前的35.7%，20%的房屋被摧毀，20%嚴重受損而待修復。此外，從東歐過來的移民卻讓西德的人口在11年內暴增了21.6%，同時人均熱量則從1944年的每人2,200卡降為1947年的每人1,000卡。[7]
此外，工業生產受到盟軍佔領當局的管制，以致於業界不去生產民間需要的日用品，而去生產不受管制的菸灰缸、燈罩等。整個市場經濟幾乎被徹底癱瘓，ordoliberalism之父Walter Eucken形容當時的市場經濟有如「原始經濟體系」。因此，必須先重建戰後德國的市場經濟機制與活力，才能繼而將戰爭機器轉為民生用途。這幾乎是一場「從無到有」的挑戰。
然而德國的人均GDP卻很快地從谷底翻升：1946年德國的人均GDP只有法國的57.5%和英國的32.9%，1959年已經變成法國的103%和英國的87.1%，並且在1987年（兩德統一前夕）變成法國的97.2%和英國的102%。[6]
法國經濟學者Michel Albert（法蘭西學院院士）在1991年出版法文本《兩種資本主義之戰》（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鼓吹德國制度的優點。當時德國的人均GDP是英國的106%，法國的105.5%，並且是美國的92.4%；她的失業率僅5.6%，低於美國的6.9%，英國的8.5%和法國的9.1%；她的經濟成長率5.1%，高於法國的1.04%，美國的-0.06%和英國的-1.24%；而且，她的所得差異遠比其他國家小（1994年時德國的Gini係數為30.01，小於法國的32.4，遠小於英國的36.68和美國的38.9）。[8]
吸引Michel Albert的不只是德國亮麗的總體經濟表現、強勁的貨幣和出口競爭力，還包括已工業化國家中工時最短而工資最高，有秩序（最接近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強大而有責任感的工會，勞資共治而有高度共識的企業組織與文化，以長期栽培員工來換其忠誠與長期、穩定服務的僱傭關係，不圖短利也不投機炒作的銀行資本主義，高度協調而利益與共的企業集團和銀行團，願意扶貧與利益與共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福利制度。更讓Michel Albert讚譽的，是西德願意冒著經濟被東德拖垮的風險，去挑戰統一國家的使命，而不會只顧西德的繁榮，棄東德的昔日同胞於不顧。[9]
可惜好景不長，德國的失業率在1991年以後震盪攀高，在2005年來到了最高點11.1%，而同一時期英、美、法的失業率卻分別下降到4.8%、5.2%和8.9%。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得德國不得不修改失業給付辦法，以及忍受工資差距的加大，來刺激就業，這才使得2009年以後的失業率再度低於其他三國。
另一方面，德國的經濟成長率也從1991年之後開始落到各國之後，直到2006年才又再度領先英、美、法，卻又於2012年和2013年再度敬陪末座──雖然這有可能是被歐債危機拖累的短期現象，未來隨時可能會再反彈。
這樣的德國，值得研究、學習、仿效嗎？是的！不用懷疑。
萊茵模式的優勢
總體而言，過去20年來德國的人均所得與就業率並不輸英、美和法國，而有機會再度超越英、法並追平美國。但是這個競爭卻有著起點上的重大差異：美國地大物博，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可以吸引全球最頂尖人才，又有「布列頓森林協議」所授予美金貨幣的特權，可以用QE將國內的問題轉嫁給其他國家，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優勢；英國和美國都有國際語言的優勢，利於輸出金融產品、商務服務和高等教育，而法國則有文化產業、時髦產業與觀光產業的優勢，因此他們的服務業都有很強的競爭力，而德國卻只能靠製造業作為主要的競爭手段。如果把這因素考慮進去，德國經濟體系的優勢當下就顯得很亮眼。
此外，德國的所得分配遠比英美均勻。過去十年來德國的吉尼係數（Gini index）平均約31.32左右（接近於「相對平均」），略低於法國的31.69，遠低於英國的37.91（接近於「收入差距大」）和美國的41.11（已經是「收入差距大」）。這個財富重分配的代價不高：德國過去十年來的平均稅率為為GDP的35.25%，雖高於美國的25.08%，但僅略高於英國的33.73%，低於法國的42.74%。至於國債，如下圖所示，過去十年來德國的國債一直低於美國和法國，近年來還甚至低於英國。
因此，德國體制至少證明了：經濟發展的過程可能必須適度獎勵個人的才華與努力，但是並不需要踐踏或犧牲窮人與弱勢，或者麻痺我們對弱勢的同情和良心。德國體制也證明了：聰明的勞資共治制度，以及善待勞工，不但不會降低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甚至還可以強化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德國人並不完美，他們經常被指控歧視異族。但是從俾斯麥執政以來，德國人就夢想著要有一個人道主義的福利國家，一個符合新教倫理（努力發揮個人天賦並且善待弱勢）的社會。全球化的競爭或許讓德國必須做出某些妥協，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這個社會發展的遠景，總是在現實所允許的條件內做出最大的努力。這樣一種既不放棄理想，又願意面對現實的務實態度，最值得我們學習。
台灣的最佳借鏡
1989年蘇聯解體，日裔的美國學者Francis Fukuyama（法蘭西斯•福山）寫了一篇論文“The End of History?”宣告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競爭的結束，並且在1992年把這主題擴充成一本書《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佈「我們見證的不僅僅只是冷戰的結束，或者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段特殊歷史，而是此類歷史的終結。它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普世化，以及人類政府制度的最終形式。」
言猶在耳，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風暴，證明不受管制的金融體系是無法自主管理的；而受害者多是無辜受騙的弱者，肇事的銀行和主管不但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懲罰，還因為政府的奧援而獲得更多利益。2013年 Thomas Piketty 出版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用數百年的歷史統計顯示：除非戰爭或政府的介入，歷史的長期統計顯示資本的年報酬率穩定地保持在4%至5%，而平均經濟年成長率僅1.5%左右（r>g）。而世界銀行研究部的前主管米拉諾維奇則警告：如果放任資本所得大於經濟成長率（r>g），資本所得佔GDP的百分比將會持續上升到趨近100%，同時使工資所佔GDP的百分比持續下降到任意趨近於零；這將會使受薪者（主要消費者）的所得與消費能力持續下降，直到總體有效需求趨近於零而導致市場崩潰。這兩件事合起來，基本上已經證明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有自毀的趨勢，確實吻合馬克思的預言「資本主義是它自己的掘墓工人」。
100%的共產主義和100%的資本主義都已經被歷史證明不可行，人類必須重新尋找修正版的社會主義和（或）修正版的資本主義。
台灣地狹人稠而物資貧乏，糧食自給率僅30~32%，能源自給率不到1%，只能靠製造業與創意賺取外匯，來換取內需產業的發展。德國雖然自然資源還比台灣豐富，但是值得台灣借鏡、取法之處遠勝過英美。
可惜兩蔣時代的餘毒仍舊根深蒂固地遍在於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許多人還活在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和恐懼，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切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都掃進「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這個公式裡。因此，許多學者和學子的腦袋裡只有兩種政治制度──美國的民主政治和俄國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也只有兩種──美國的放任式市場經濟和俄國的集權式計劃經濟，並且極力詆毀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聲言社會福利必將拖垮國家財政與經濟發展，而貧富差距則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必要之惡」。
如果我們不能儘早走出這個謬誤的、惡毒的意識形態，2016年換誰執政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Jessica C. Smith and Carla Medalia, 2014,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 60-250.
[2] The Economist, , “The sick man of the euro”.
[3] The Economist, 2004/11/17, “Germany on the mend” .
[4] The Economist, 2013/06/13, “Dissecting the miracle,”，中文版〈德國經濟奇蹟是怎樣鑄成的〉。
[5] The Economist, 2010/03/11, “Inside the miracle” .
[6] The Real Economy, 2015/02/05, “The UK, Germany and France: GDP over history”.
[7] Sylvain Broyer, 1996,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Birth of an Economic Style,” Discussion Paper FS I 96 - 318,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8] 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庫
[9] Michel Albert, 1991,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中譯本《兩種資本主義之戰》，譯者莊武英（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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