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János Csongor Kerekes, CC BY-ND 2.0

許多人把台灣當前的困境全推給「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香港交貨」的貿易模式,這個看法恐怕沒有掌握到問題的真正核心。事實上,兩岸三地的貿易模式無異於各國企業流行的外包生產制(outsourcing)──美國把墨西哥和巴西當代工基地,西歐國家把中歐和南歐當廉價的生產基地,日本企業用東南亞降低生產成本,大家都在利用海外的廉價生產要素降低成本,非獨台灣為然。但是,只有台灣歷經20年而沒有產業升級,且在資本利得持續上升的過程中薪水卻倒退了16年。顯然問題的關鍵不在「大陸的磁吸效應」,而有更重要的其他影響因素。

產業要有國際競爭力,絕不能違背「以己之長,攻人之短」的首要原則,否則即使僥倖勝出,也難以持續維持競爭優勢。奇怪的是,台灣過去30年來的產業政策卻盡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以至自求死路。

台灣地狹人稠,難以承受空污對人體的傷害,卻偏偏發展高污染產業;台灣缺水,家家戶戶都用抽水馬達和屋頂蓄水塔在夜裡搶水,卻偏偏發展高耗水產業;台灣缺能源,卻偏偏對電價和油價進行補貼來發展高耗能的產業。另一方面,台灣的高等教育普及,平均品質遙遙領先大陸等新興國家,且產業技術在15年前還遙遙領先韓國,但是卻沒有積極發揮人力優勢來保持技術領先,甚至用五年五百億來綁架學術界,脅迫他們進行跟台灣無關的研究,以至於讓韓國在10年內就大幅超越台灣,甚至連大陸都已經開始有能力威脅台灣。

「以己之短,攻人之長」的結果,台灣的產業發展出極端病態的四高一低(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高工時、低工資),以及對政府補貼的高度仰賴。30年的補貼與倒行逆施下,企業界竟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毫無抗壓力的「茅山道士」和大到不能倒的「五大慘業」。如果我們持續以不當的補貼來弱化產業的競爭力,將無異於飲酖止渴,自絕前途。

台灣的能源自給率僅0.6%,大陸的能源自給率則高達90%,而馬來西亞的能源自給率更高達123%,如果要靠政府的電價與油價補貼來作為產業競爭的主要優勢,我們拼得過大陸和馬來西亞嗎?大陸等新興國家對各種污染的認知遠低於台灣,台灣有機會在高污染產業上面跟這些國家競爭嗎?大陸等新興國家有大量甘於在血和工廠賣命以求溫飽的人口,我們可以靠「高工時,低工資」跟他們競爭嗎?

有鑑於此,越來越多人士相信台灣只有一條出路,就是發揮教育普及的優勢,積極提昇產業技術與創意,建立自主技術與品牌,並以合理的能源價格逐漸淘汰掉高耗能的產業與設備。

然而,每次提到技術升級,總會有人翻白目地責問說:「難道你沒看到過去產業升級的困難?你簡直在痴人說夢!」。

持這種論調的人顯然沒有看清楚一個事實:除非有政策的誤導,否則後進國家只需積極引進先進國家技術,就足以維持產業的持續升級;而低價能源、放水的環評政策,以及各種政府補貼正是癱瘓產業志氣的元兇。

除了水電與能源價格的補貼和環評放水之外,台灣政府給了企業界非常多種的變相補貼:台灣的製造業人均產值是韓國的117%,人均工資卻僅有韓國的52%;台灣的稅率僅佔GDP的12%左右,而韓國是25%,英國是34%,連靠赤字預算約莫10%的美國都還有24%,且台灣減稅集中在富人與園區產業。

有辦法的企業,光是勒索政府,剝削員工,污染土地與空氣,就可以賺得肥滋滋,誰還願意費勁追求產業升級、擴充海外市場,甚至冒險建立自主研發與品牌?溫室裡養出來的孩子是草莓族,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反觀瑞典,一個總人口不過960萬的小國,卻遠比人口2,334萬的台灣更有志氣、雄心和遠見。

瑞典的化石燃料完全仰賴進口,但卻曾經高達其能源總供給量的75%。歷經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之後,他們決心逐步擺脫對進口能源的倚賴,以免把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根基交給能源輸出國家控制,從而損害瑞典的國家競爭力,甚至危及經濟發展的穩定性。2012年時,化石燃料佔其能源總供給量的比例已經降為32%,而2014年的能源自給率高達62%,全部都是綠能和水力發電。此外,地處酷寒地帶的瑞典過去仰賴燃油來保持室內的溫暖,卻決心在2020年讓所有的家庭完全擺脫石油的倚賴,並且在2030年建立起一隻完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車隊。 

瑞典曾在2006年由內閣總理Göran Persson發布了一份官方文件「Making Sweden an OIL-FREE Society」,宣佈要在2020年之前把車輛用油減少40~50%,工業用油減少25~40%,並且讓室內暖氣完全不使用燃油。而他們接櫫的動機是:(1)瑞典雖小,必須要對全球減碳目標作出不可忽視的貢獻;(2)確保瑞典未來的能源供給穩定;(3)在永續能源與節能技術上成為全球領先國家;(4)瑞典將因而增強國際競爭力;(5)充分利用瑞典的森林與農地資源。

為了要凝聚全國共識,瑞典一共舉辦了四次電視轉播的公聽會,四次的主題方別是:(1)地球上的石油何時會用完?何時會跨越最高產能(peak oil)?它對瑞典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2)瑞典的森林和農地可以生產多少生質燃油?(3)我們要如何減少車輛對化石燃料的倚賴?(4)我們要如何減少暖氣和發電對化石燃料的倚賴?

於此同時,由首相召集了了8個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特別委員會,用半年的時間舉辦無數次公聽會,先了解背景事實與需要克服的關鍵問題,再商量可行對策,前後歷經8年而發表了一份兼顧各種角度的配套政策建議。

Göran Persson在2007年卸任,這一份被全球專家評為極難達成的共識也沒有完成立法程序,但是後來瑞典許多能源政策卻深受這一份共識的影響。

瑞典人為了後代與未來的競爭力,而積極迎戰高油價時代,把未來的難關當作瑞典贏得全世界的機會,甚至願意接受高價碳稅並拿稅金補貼來發展未來產業。反觀台灣,我們卻只圖當下的安逸和享受,而不顧一切地用各種政府補貼來維持四高一低的產業,把各種污染與核安問題留給下一代,並且癱瘓企業界的上進心,讓後代陷入被新興國家追殺的噩夢裡,而難有翻身的機會。

看看瑞典,想想台灣,無怪乎瑞典人均GDP高達58,014美元,而台灣卻只有20,9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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