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月初自閣員卸任，五月下旬開始提筆寫專欄。由於內閣三年諸多內情知悉不少，因此下筆撰文總是比旁人多了些顧慮。幾經思考，我自己訂下了三個準則：一、為文儘量不要批評老同事閣員其人其事；畢竟同僚一場，能不留下疙瘩就不留疙瘩。二、自己在任時就已經參與討論的政策，即使現在仍舊有許多不同想法，也不出異聲，否則若要解釋「當初為何沒講清楚」，難免越扯越複雜。三、年近還曆，總是儘量慈眉善目，下筆時對於官員所受限制與侷限，多所包容。
以上都是準則，但是所有的準則都有例外；如果一個政策搞到天怒人怨還要噤聲不語，那就連做公民都不夠格了。今天，我就要對十二年國教的首長責任，做些評論。
上個週末，教育部長拼命向記者解釋，他對論文造假事前「不知情」。但是蔣偉寧顯然搞不清楚政務官的責任界定：政務官知不知情是一回事，有沒有責任是另外一回事。蘇澳外海沈船，當年蔣彥士難道事前知情？颱風來襲死亡數百民眾，行政院長難道事前知情？不知情的造假論文，無論如何是個汚點；蔣偉寧對這件事該負的責任，是道德操守面的。然而即使沒有這個論文造假案，我認為他也早該為十二年國教政策負責下台。
最近幾週，因為國中升高中會考與選填志願爭議，而使得數十萬考生與家長怨忿不滿。自十二年國教開始推動至今，外界批評無日無之。如何免試、如何免費、如何分發、幾次考試、特招比例、會考特招區分、課綱如何、配套如何，這些都牽動十二年國教的成敗。要推十二年國教，一定是要對前述所有面向，有一以貫之的理念統整，將整個教育方案與改革方向內化為自己的思考，然後才能鋪陳策略、研議推動步驟。
但是台灣有不少亂象，都完全跳過了前述的內化思考與策略鋪陳。社會上總是有些汲汲要當官的人，即使理念零蛋，也敢接下重任。通常，這些人當官之後唯一之所思所想，就是「貫徹長官意旨、避免中箭落馬」。
讀者也許會問：公務員貫徹長官命令，不是天經地義嗎？未必盡然；對於政務官而言，這「服從貫徹」的邏輯通常更要加上些條件。所有中華民國官員大概多少都經受過民意代表、民選首長直接間接的施壓。這些壓力，往往是先傳給政府首長，首長再技巧性地轉達給下層官員。在形式上，官員也可以說那是「長官的命令」。但是如果這些狗屁倒灶的命令一個個都要去認真貫徹，那麼台灣人民早就哀鴻遍野、政府早就關門大吉了。
政府官員真正的老闆是台灣的土地人民；如果面對一個明顯不知所云、規劃粗疏的錯誤政策，那麼政務官或則該極力勸阻、或則該修正諫言、或則坦言難以達成。如果盡了以上諸多努力之後還是與自己的理念有重大差距，政務官更是可以掛冠求去。任何一位政府首長若是有一項政策搞到數十萬人民憤懣不平，或是所有輿論一致撻伐，那麼他早就該自己下台一鞠躬了。若是弄到好多家媒體以社論要求下台負責，卻依然猶豫，以為可以躲過風頭，那就不只是責任問題，而是格調問題了。即使有大老闆「力挺」、有政壇幫派首領不分青紅皂白地維護，硬拖著不辭職，也改變不了人民與社會的觀感。
即使不談事後的責任，在事情發展過程中，政務官也有千百種方法在執行中修改、打折、剪裁，總是要時時刻刻以國家人民為念，務必把對社會的傷害降低或是把對人民的衝擊縮小。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碰到完全沒有理念的政務官，盲目地吞下所有不成熟的長官意見，把國家社會人民的災難視為無物。正因為沒有理念，所以事情永遠在枝節技術面打轉，最後弄出個不可收拾的局面，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到目前為止，聯合報6月23日社論，等於是指名教育部長「只看到數字、沒看到人」，中國時報6月21日小社論的標題就是「蔣偉寧該辭職了」，《天下雜誌》與《今周刊》各以專題大幅批判，而網路「風傳媒」更以三篇社評要蔣部長下台負責。這些媒體立場或許不同，但是都共同點出政務官最基本的責任倫理底線。遺憾的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教育部長負起該負的責任。雖然我相信蔣偉寧對於十二年國教的許多理念都「不知情」，但我由衷希望，蔣部長能夠對天怒人怨的十二年國教政策負責辭職下台，既為責任政治，也為自己所剩不多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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