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大陸網路媒體《澎湃新聞》刊登了一篇署名白信的文章，〈為何中國女權運動如此接近于「行為藝術」？ 〉。文中，筆名「白信」的大陸學者左右開弓，批評大陸左翼女權主義對體制缺乏批判能力，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亦與體制保持良好互動。這些批評並不十分準確，已有文章（〈聽說破土是馬克思主義女權的代表啦？？新自由主義污蔑女權運動的N種方式〉）回擊，此處不贅。此外，該文對女權五姊妹所代表的中國大陸女權行動派提出的嚴厲批評似乎有點過火，或有必要在此做點延伸討論。
白信的文章一方面捧高女權行動派的努力，另一方面又誤解或甚至是刻意貶低她們的行動意義。一方面，他捧高中國大陸女權行動派是「現行體制下幾乎唯一成功的社運」，其實這一說法有點太過了，因為中國大陸不只是女權運動有過成功的實踐經驗，工人運動和環境運動都有一定的努力成果。另一方面，他又貶低女權行動派發動的「反家暴、反性侵、爭取女廁平等、女性教育平等、呼籲廢除收容教養制度」等行動不夠「激進」、「敏感」，所以還在當局的「容忍」範圍，從而斷言女權行動派對體制構成的「挑戰」有限，並且不至於遭到「全面取締」。難道刻意捧高女權行動派是為了徹底貶低她們？通篇讀來，不得不說，白信的文章是不免讓人產生這樣的認知。
接著，白信在文章中流露著他對女權行動派的誤解，甚至可以說是帶著惡意的誤解。他斬釘截鐵地指控，女權行動派因為「只反男權的內在局限，將女性政治與反對運動的自我隔離，而淪為一種相對安全的、充滿矯情的『偽激進主義』運動……，並不願意去觸及底層婦女真正面對的計生〔計劃生育〕問題與身體壓迫；也容易被隨時收割，而成為體制化的遊說運動的一部分。」
該文這種所謂女權行動派「只反男權」的批評很不準確，也似乎是邏輯混亂地把女權行動派的實踐努力和對底層女工的關懷割裂開來、甚至是對立了起來。而所謂女權運動訴求和成果容易被體制「收割」之說，更是不知從何而來的指控；難道喚起公眾意識、進而成功推動保障女權的進步立法進程，不也是女權運動應該努力的嗎？
白信可能沒有看到的是，各種不一定以「女性主義」或「女權」之名的女權行動在中國大陸正一步一腳印地進行著，並非如他所說的那麼不食人間煙火、疏離底層女工關懷，或是只反男權、不反體制的「偽激進主義」或「行為藝術」。相反地，她們在不同場域的每一個微小反抗或行動，不管是打破禁忌，意識啟蒙、發出吶喊，論述辯證，或是以行動藝術的形式站上街頭，都可說是一種真實存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空間裡的「反對運動」，也是一種真真切切的反抗，都在瞄準著由黨國、跨國資本和市場聯手打造的同一個階級和性別壓迫的現實。
不同於白信所謂的「只反男權」，中國大陸女權運動者既非不關注底層女工，也從未將「女性主義」無限上綱。相反地，她們很自覺和自信地指出：
我們不必牽強附會地將女權主義者的標籤貼到所有女工身上，但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種壓迫（不光是來自資本主義，也來自男權社會），需要挑戰的各種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和權力關係，女權主義都是必不可少的賦權手段和反抗武器。
從過往到當下，大陸女權運動者實際的行動實踐，其實遠超過白信似乎只是停留在蒼白空洞層次的想像。
2003年，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引進並推動公演中國第一個中文版《陰道獨白》戲劇，在中國當時保守的語境下挑戰文化禁忌，從而喚起各種反抗性別暴力的意識和行動，影響既廣且深，也影響了包括女權五姊妹在內的女權行動派。難道艾曉明教授的女權行動也只算是「偽激進主義」的「行為藝術」嗎？
在該劇啟發下，深圳手牽手工友中心以女工的真實經歷為基底，創作演出了《月經獨白》短劇，讓女工大聲說出個人的月經痛苦經驗，從而將女工在工廠流水線勞動體制下的個人生理問題搬上公共領域，喚起女工要求落實月經假的抗議行動。而去年由深圳綠色薔薇女工服務中心公開演出的《我是女工》短劇，更揭露農村到城市打工女性被當地政府要求強制「上環」（在女工子宮內安裝金屬避孕環）所導致的各種生理痛苦。外來女工若是缺少了「上環證明」，將會在辦理各項福利申請（例如少兒醫保）或行政手續（申請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獨生子女證、小學學位申請）時受到刁難。
近日讀到中國大陸《民間》雜誌2005年3月出版的創刊號，其中一篇文章〈累死的女工〉吸引了我的目光。這篇文章是當時譯自《華盛頓郵報》在2002年的一篇報導，是關於在深圳玩具工廠裡打工的19歲女工李春梅過勞死的真實故事。在猝死的那天到臨之前，15歲就離鄉背井從四川遠赴深圳打工的李春梅已經兩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每天都在生產線上加班趕工達16個小時。
十多年過去了，一家又一家違反法律規定、強迫工人加班的「血汗工廠」仍然在中國大陸各地運轉著，其中也包括大量使用女工和實習生的台商代工廠。而像李春梅這樣的低薪、過勞的女工，也仍然在雇主利潤掛帥、勞動條件惡劣的環境下流血流汗。
香港理工大學潘毅教授的《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一書的英文原版也在《民間》雜誌創刊的同一年出版，並且獲頒美國社會問題學會設立的密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對於前述《月經獨白》短劇關懷的現象，該書早有一個章節深入探討分析，並稱之為中國大陸工廠女工的「月經政治」：女性生理特性的「女性時間」對追求高效率、嚴格規訓勞動紀律的「工業時間」進行著反抗。潘毅教授不僅長期透過大量包括參與式觀察在內的田野調查，累積了有關中國女工研究的豐碩成果，也積極參與公益組織「女工關懷」（The 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的社會行動。
在該書中，潘毅深刻描繪並分析國家社會主義、跨國資本和父權體制如何施暴、剝削並規訓農村到城市的「打工妹」，如何創造符合這個龐大的「中國製造」機器生產系統需要的社會性身體，亦即「溫馴、馴服而且具有生產能力的打工妹」，三者聯手創造出一種「以階級/性別，以及城鄉差別為基礎的特殊勞動剝削形式」。在這個體制下，她們是「二等公民中的二等公民」，在全球資本主義和「黨國市場複合體」（party-state-market complex）的聯合支配下，雖則階級身份認同受到打壓而益形模糊，但性別身份認同卻如石縫裡長出來的薔薇，對著這個黨國社會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鎔鑄的現實體制展開逆襲。
最後，回到《民間》當年倡議的「行動改變生存」的理念，並且借用翟明磊2007年在〈《民間》停刊告讀者書〉一文中的一句話：「有一種力量在柔弱中生長」。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女權運動早已用實際的行動和看似柔弱的力量，不僅觸及底層女工，也一點一滴地正在改變包括女工在內的大陸女性的生存狀態。性別身份認同和階級身份認同不應被割裂看待，大陸女權運動並非不夠激進或是「偽激進」，包括五權五姊妹在內的各種爭取女權的言說和行動，無論如何微小，或是能不能擎起「反對運動」的大旗，都絲毫不減損其存在和行動意義。
在這個時候，與其對她們做出不甚精準的批評或超過合理程度的苛責，不如捲起袖子為女權發聲、行動，既是為女權五姊妹，也為千千萬萬的中國女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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