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登中國知名學者、作家劉瑜和慕容雪村對談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被污名化，再度讓這個話題引起熱烈討論。幾年前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還是一個熱議的話題，但是這兩三年，「公知」這個概念卻不斷被妖魔化，以致於許多人拒斥這個標籤。
兩人都反對公知被污名化，劉瑜說，「我會為「公知」這個現象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滿，感到挺憤怒；但是我個人倒沒什麽，愛叫公知就叫唄，現在還有人叫“母知”，我都沒那麽在意。」 慕容雪村則說：「從公知變成一個壞詞之後，我開始頻繁稱呼自己為公知。」
在去年，韓寒一篇博文「就要做一個臭公知」也表示類似立場：他提到在這兩年「公知」這概念被批評為裝逼、消費政治與公共事件，但他說，「我是個公知，我就是在消費政治，我就是在消費時事，我就是在消費熱點。我是消費這些公權力的既得利益者……當公權力和政治能被每個人安全的消費的時候，豈不更好。」
所以，可以說我們正目睹一場「公知的反擊」。事實上，韓寒和劉瑜幾乎可以說是最火的「明星公知」，但在前年幾乎在接近的時間都遭到某些人對其私德的嚴厲攻擊，這些攻擊讓韓寒受了不小傷，也讓劉瑜退出微博。當時就有人說，這不是巧合，而是有組織的攻擊。資深媒體人石扉客也指出最早對公知一詞開火是來自於解放日報評論部。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指的是以知識和思想為基礎介入公共領域，去批判權力、針貶時事的人，他們代表了一種與官方權力抗衡的價值與力量，應該是一個社會的寶貴資產。尤其學院知識分子生產出的學術研究和大眾的公共領域之間的橋樑，可以讓知識走出象牙塔，發揮更大作用，讓人們有思想武器去認識統治機器編造的意識型態和甜蜜謊言，不論這個統治機器是官方或者商業體系。
所以，在其他社會擔心的可能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而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妖魔。許紀霖教授就曾分析，中國在八零年代也是公共知識分子活躍的年代，但到了九零年代卻相對沉寂，主要原因是外部環境使得公共領域被壓縮，以及知識體制專業化和文化生產的商業化。這些因素在兩千年之後仍然存在，但媒體更為多元，包括媒體的評論版面以及網路的出現，使得公知的影響力比起九十年代更大。可以說，過去十年媒體人和公知在輿論陣地上取得了很大的影響力，更遑論2010年微博世界的出現後，個別知名人物的影響力更可以宛若一個媒體。尤其，不像當年東歐的批判知識分子，中國的學院知識分子和知名作家幾乎被體制收編，只剩下媒體人還算是手拿筆桿者中較具批判性的群體。因而當少數作家如韓寒、慕容雪村或者知名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形成一個「公知聯盟」時，他們確實成為影響中國輿論的最重要聲音。也因此，可以理解為何共產黨不願意看到公知力量的壯大，而希望瓦解他們、讓他們失去正當性。
當然，「公知」作為一個集體概念的被批評，除了部分公知的自我墮落，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少數激進派批評公知不願意採取更大風險的政治行動──這確實有道理，因為公知的道德光環和市場利益不應該只是便宜贏得的，而是最終應該被現實試煉的。但這些來自激進派的批評很可能讓保守派──黨媒或黨所操縱的文人的惡意可以得逞，而產生另一種危機：犬儒主義者，而這正是當前中國的道德與精神狀態。在巨大的政治權力和暴力的市場掠奪前，人們只能謀取基本生存，而沒有任何信仰、信念，也因此他們雖然不相信體制，卻也不願意相信關於普世價值的追求和實踐是可能的，所以會去嘲諷總是高舉普世價值的公知們。（另一個例子是對「文藝青年」一詞的污名化──文藝青年也被視為一種裝逼的姿態，大家更願意表示為普通青年或者二逼青年。 ）
無論如何，當更多公知不願意進入公共領域時（不論是媒體寫作或是微博世界），當更多公知放棄他們的公眾影響力時，誰會是受益者呢？或者，一旦犬儒主義成為這個時代的主導精神時，誰會是受益者呢？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3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