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去，潑猴來。農曆年假期間，台、港兩地都不寧靜。小年夜的南台灣地震，震碎了許多準備團聚的家庭。年初一夜裡的香港旺角街頭，抗議政府取締街頭小販的示威者與警方激烈衝突。
從19世紀中葉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香港在20世紀中國的兩次革命中，都扮演避風港的角色。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政權易手之後，香港躲過韓戰、越戰、文化大革命等紛擾，在20世紀後半葉躍為國際級的大都會，也被許多國際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然而，愈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也就在經濟繁榮下誕生。相對剝奪感在原始貧窮社會沒有基礎，卻在現代富裕社會裡困擾執政當局。曾經，工業化讓多數港人捲入全球分工，創造龐大的中產階級。但進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型態之後，經濟果實的分配不再雨露均霑。如當下全球各地新生代青年面臨的問題一般，勞動所得的實質薪資不增，安居立業的房價卻再也不回頭。資產階級靠著土地、房產、股權所創造的投機性非勞動所得，卻是無產者永遠望塵莫及。
但其他地方的年輕人，可以用選票宣洩不滿，用選票教訓官商勾結的政客。奈何這種政治權力，在香港卻不完整。
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無疾而終。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卻持續了79天，得到非常廣大的迴響。示威者訴求的重點，貌似行政長官選舉產生的方式。但群眾的激情產生的根源，財富分配的經濟因素才是關鍵。其他如民望較低的特首、警方維持秩序手段過當……都只是灌溉紛亂的水源，而非矛盾發芽的種子。
已故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杜蘭夫婦（Will and Ariel Durant）認為，經濟因素幫人們看清了大部分的歷史事實。他們在《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書中，考察了希臘、羅馬、十字軍東征、蒙古人征服西亞與印度、法國大革命、列寧革命……等眾多歷史衝突，以及西元前六世紀雅典最高行政首長梭倫（Solon）、美國20世紀中葉……以立法手段進行財富重分配的經驗。他們認為「所有的經濟史，其實是社會有機體的緩慢心跳。財富集中是收縮，強制重分配是舒張。」在財富高度集中的關鍵時期，人們不是立法重新分配財富，就是來場革命導致均貧。
財富過度集中，不滿需要宣洩，地產霸權是港人最容易可見的目標。的確，某種程度上香港人的衣食住行跟幾個大地產商的事業版圖不可分離。過去曾有個例子是某小型零食店因為把可樂的定價太低，引來大型超市不滿，最後供應商為免得失大客戶而暫停對那小商戶的供應。大部分香港人是理性的，透過努力「搵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透過類似不對等的商業手段以大欺小，換來更多的市場佔有率，打壓小商戶的生存空間，卻難令人認同。
香港現在鋪位租金高昂，特別是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等地區，租金可能占小商戶一半或者是更多的收入。除了大型商場由地產集團掌握，主要出租給高單價、針對觀光客為主的業務，中小型商場鋪位也成有錢人炒賣的工具。商鋪炒賣，利潤可能是實際經營收入的數倍、甚至數十倍，投機炒賣反而取代了實體經濟的本位。於是草根做小買賣的街頭小販乃是必然。而政府縮緊對魚蛋等小吃攤販的牌照發放，只會令普羅商戶做生意的空間愈來愈小，影響草根階層向上的流動性，貧富差距的問題只會愈來愈大。
何況，香港街頭的咖哩魚蛋，不僅是草根階層的象徵，也代表白手起家的香港精神。政府不僅不應打壓，還應該因勢利導，鼓勵品牌化、特色化，利用本地資本市場的活絡將本土風味的小食發揚光大。
《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號稱是杜蘭夫婦《世界文明史》巨著的最終篇，書裡句句珠璣。他們在書裡寫道：「財富重分配的戲碼，史不絕書。」誠然，每個人的秉賦能力不同，在自由社會裡財富集中少數人難以避免。一個市場經濟不可能所有人得到的資源都等同，生產力更高的人得到更多財富，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合理基石。只是，當市場被某些因素扭曲的時候，政府應該適當站在阻止財富集中加速的一邊，改正社會資源的過度失衡，否則就如我們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所見，週期性地財富重新分配會不斷輪迴，不是痛苦地和平改革，就是更痛苦地趨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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