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遠流出版社出了一本日本漫畫書，書名叫做《為了這個家，我殺了我自己：兒少照顧者的重生日記》。書名看起來很驚悚，讀起來卻發人省思。這本書探討的是親職化的兒童，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兒少照顧者」。這群孩子為了要照顧家人而失去童年，扛下家務，被迫很快成為小大人。而他們長大之後往往容易遭遇身心問題，因為長期為家人的需求服務，最後卻失去了自己。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70集邀請到這本書的推薦人、「蛻變方成事」執行長文國士。他在數年前揭露自己的成長背景，因為父母都是思覺失調患者，讓他有比一般孩子更辛苦的童年。從他的角度，會怎麼向社會介紹這群「被父母困住」的小大人？
身為「非典型」家庭，我們揮之不去的標籤與羞恥感
先從這本漫畫說起，故事主角小唯因為媽媽的狀況，無法自由自在地當一個小孩。對這樣的孩子來說，「孝順」其實是一件很消磨的事。
很多孩子會覺得，家裡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做好？今天我如果乖一點，聽話一點，懂事一點，是不是媽媽就不會發病？或者是家裡就不會這麼辛苦？畢竟那還是一個相信男生女生只要手牽手就會懷孕的年紀啊。我們可以看到三件事：首先是要照顧生病的家人，本來就很辛苦；其次是作為一個小孩本有的被照顧、被呵護的需求，現在都需要壓抑；第三就是孩子很容易出現自我譴責，覺得是自己的錯，所以努力想負起責任。
我的父母都是思覺失調症患者。我8歲之前是跟他們同住的。我8歲以後一直到現在，他們則住在醫院。和小唯不一樣的是，我和父母同住時家裡還有奶奶，所以我不需要獨力照顧父母，可是還是有一種自己是孤兒的感覺。我們期待父母會做的事，比如接送我上學啦、參加學校活動啦、簽聯絡簿啦，他們都因為生病而沒辦法做。我原本就感覺到父母和自己的連結比較單薄，進到學校這樣的社群後，更開始有相對剝奪感。
我小時候非常討厭唱歌。「世上只有媽媽好」這種，你非得跟著唱不可。「我的家庭」那種作文題目也是。上學以後你會發現，幸福的家庭都有個典型樣貌，有爸爸媽媽、兄弟姊妹，但是跟我的好像不一樣。
因為我父母都生病，我自嘲是半個公費生，因為從小領低收入補助，每個學期都要填助學金申請，要寫我爸的名字、性別、年齡，然後健康狀況永遠是「殘」，聯絡方式永遠是「無」。那時候奶奶其實會保護我，說你去學校就跟大家說你爸爸媽媽在國外工作。可是其實大家都知道，至少老師知道，事情不是這樣。
這也是我和小唯的經驗有共鳴的地方──羞恥感。小大人的辛苦，有時候是跟社會上一些負面標籤有關的。像我爸媽是精神疾病，有些人可能是單親，或是家人酗酒、吸毒、入監服刑等等。對這樣的孩子來說，每天上學都要承受這些令人羞恥的標籤。
我高中升學考試考得很好，當時好想跟爸媽說。可是我想的卻不是真實世界裡的父母。我記得當時從極度開心掉進極度失落，怎麼這種通常會跟父母分享的喜悅，對我來說卻是這麼空虛的事？我爸媽明明在那裡，卻無法跟我有什麼連結；但如果說我是個孤兒，他們又明明還活著。我曾經很希望父母死掉，但也不是希望他們真的死掉，而是如果可以確認我真的是一個孤兒，可能就可以把我從小這種失調的感覺彌補過來。
一個孩子能好好長大，其實需要很多運氣
回頭看我自己的成長，其實很幸運。我父母雖然缺席，但是我奶奶教養我長大，在高中和大學也都遇到好老師。很多人都說逆境使人成長，我覺得這只對了一半。單單逆境本身是會逆死人的。一個孩子如果要有機會可以蛻變，逆境還必須加上支持。
我開始工作以後，一開始在偏鄉任教，後來有4年在育幼院工作。我自己小時候也住過育幼院。我很深刻體會到，一個孩子要好好長大沒有那麼理所當然。作為孩子的照顧者，所謂支持小孩其實也沒那麼容易。
去年新北發生國中生割喉案，當時大家就討論說全台灣缺了幾千位輔導老師和諮商師；今年又有一個特教學生和老師衝突的影片傳出，大家又說台灣缺多少特教老師。我在育幼院工作過，大家以為育幼院就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那樣好歡樂嗎？人如果有選擇，不會有人想要住在育幼院裡的。這裡的孩子有更高比例面臨特別辛苦的身心議題，比如性創傷、對立反抗、ADHD、發展障礙等等。照顧孩子本來就不容易，在育幼院裡照顧這些有特別沉重議題的孩子就更辛苦。而在台灣，一個育幼院的照顧者如果上班時只需要照顧6到8個孩子，現實上已經算不差的人力比了。
我們常說社會安全網，既然原生家庭某程度上已經不可逆了，那我們至少還有學校、有社福系統對吧？我們都希望裡面的老師、社工等等，能扮演心靈捕手的任務。可是一個捕手就一雙手，我們到底期待他接住幾個人？我相信社安網確實是有在發揮功能的，因為你永遠可以被令人感動的故事打動。但之所以能打動人，某個面向來說，就是因為那樣的成功案例很稀少。
孩子的寂寞、壓抑，助人工作者的無力
回到這本漫畫的主角小唯。這些辛苦的孩子不管是隱身在校園裡、育幼院或者是矯正系統，幾乎都會發現他們有很忙碌的家人，可能容易被貼上標籤而有羞恥感。華人文化好像一不小心就會讓孩子處在很大的寂寞跟壓抑中，包括孝順的要求，或者男兒有淚不輕彈這種刻板的性別規訓。我覺得整個文化為了孩子好，有時操之過急，希望他們從小就很懂事、表現得像個大人，反而讓他們背負了過度沉重的壓力。
而另一個極端，就是青少年犯罪、青少年身心議題、智商發展與自殺議題。這些都可以印證，當一個孩子的心理需求沒有被發現、被正視，會有什麼結果。有些人會說為什麼要看這麼極端的案例？但我覺得不管是極端的成功或極端的挫敗，正是從極端的例子裡，可以看見那些值得我們重視的訊號。
我長大之後從事兒少工作，也有很多覺得無力的時刻。舉個例子，我在育幼院裡面遇過一個16歲的少年。這孩子的媽媽在女子監獄服刑，當時其實也只有30歲。所以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只有他過去的這16年人生，還有他媽媽的14年人生──畢竟一個14歲的小女孩就生下兒子，那背後鐵定是有問題的。我能夠在那裡陪他2年，這算久嗎？對我來說很久啊。可是2年之後這個孩子才18歲。他未來有很高的機率，是要在經濟不穩定、情感支持又脆弱的情況下，去走過他的生命。
我也會自我質問，那我的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努力陪伴這些孩子，他們也很努力，但還是高機率會掉進貧窮或犯罪的循環。
能夠讓我持續走下去的原因，真的是一路上很多人在支持我。我覺得對教育或助人工作者、陪伴者來說，我們都需要情感和專業的支持。而這些其實很必要的支持，常在一種「愛就能解決一切」的光芒中被忽略。我幸運的地方，就是我一路上都這樣被支持著吧。
我們的「萬八計畫」：照顧者好，被照顧的人才會更好
我創辦的組織「蛻變方成事」，目前正在推動一個「萬八計畫」。在台灣，每1萬個兒少中，其實只有8位是住在育幼院裡的。你想像要在坐滿的棒球場裡找特定8個人，再怎麼認真都不一定找得到。可是他們是真實的存在。這個萬分之8的意象，對我來說是一個浪漫卻卑微的願望。我們希望可以集結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接住這萬分之8的在育幼院裡的孩子。具體來說，就是需要有更多人願意進到育幼院工作。只要是大專院校畢業，不管是不是相關科系都可以來申請，在育幼院工作2年；我們也會在這2年中提供你需要的情感支持和專業支持。
我們希望，對有志投身助人工作的人來說，「萬八計畫」可以是他們的開端。當然我們更希望，2年之後還有下一個2年。很多人進到兒少工作現場，可能2個月就陣亡了。我們也很想把願意成為照顧者的人照顧好。只有把照顧者照顧好，被照顧的人才有機會更好。
當然你可能問，照顧這些孩子，不是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嗎？這又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假設我們一年的社福預算是100塊，但台灣有200個議題，每個議題都有200個組織，每個組織都跟你說我只要2塊，你為什麼不給我2塊？那我們讓社福的預算從100塊變成1萬塊好了，可是增加稅收又是更複雜的問題。
你也可能會問，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公民，一定要支持社福議題？我必須誠實地說，這些所謂高風險或是逆境兒少，即使自己很努力，但有些出身就注定他要走比別人更辛苦的路。這些孩子18歲後，很高機率會掉進貧窮、犯罪的陷阱，而承擔這些社會成本的也是我們。他如果成為低收入戶領福利金，錢來自你我的稅金；他如果犯罪，你我都可能成為被害者；他如果被關進監獄，這個高昂的成本依然來自你我繳的稅。
所以，即使從現實的社會成本角度，支持這些照顧者都是有利的。我們可以提供孩子需要的陪伴，也是未來降低社會成本的方式。這是很重要的社會投資。
即使不是真正投身到第一線，還是有很多方式可以給這些逆境中的兒少支持。最簡單的也最日常的是，也許我們下次再看到一些社會新聞、看到8+9少年犯，我們可以想一想：他的過去會不會其實有辛苦的地方？光是在日常中，當刻板印象又浮現時，願意提醒自己「這背後可能有我沒想到的地方」，就很重要。
至於有餘裕更進一步支持兒少組織的夥伴，也許你可以去多認識你支持的團隊到底在做什麼、到底需要什麼資源。如果很幸運的，大家願意支持我們「蛻變方成事」的話，我也邀請大家在臉書或IG搜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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