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別怕社會運動

有位朋友在「818拆政府行動」的隔天在臉書上問我:「管大,我很偏激嗎?」

這位朋友從小就是個好學生,也是個資優生,一路念名校,現在是醫生。他不是阿宅,喜歡運動,唸醫學院時,就經常上山下海,到偏鄉義診。

「他們說我變了,臉書上都是憤怒的語言!」

最近半年,他的臉書不再只是生活日記、勵志小語,或者偏鄉義診的照片,還有洪仲丘、核四與大埔。不只如此,他還當了白衫軍集會的糾察隊,8月18日也到了佔領內政部的現場。

「我覺得你沒有變啊,你去義診跟上街是一樣的啊,都是因為關心弱勢,希望社會更好,哪有什麼不同?」

「但他們說上街抗議會有暴力,而且是很偏激,關心社會可以,但不要跟人家去湊熱鬧。」

這樣的說法對許多人並不陌生,也是不少人對社會運動的印象與憂慮。年輕時北上唸書,正好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我的家人就告誡我要好好讀書,不要跟著人家去抗議,只要一有遊行,幾乎就會接到家人關心的電話:你不會也跟人家去抗議吧?

家人的擔心其實很正常,因為大多數人對遊行、抗議的認識多是來自媒體,而媒體又超愛衝突的畫面,也會扭曲抗議行動的本質,忽視行動者所提出的主張,常常電視看了半天,完全不知群眾的訴求是什麼,只留下叫囂與衝突的印像。

就拿那天佔領內政部的狀況來說吧,當群眾翻過圍牆,指揮車就先調低音量,輕聲廣播,要求群眾席地而坐,輕聲談話,不要喊口號,以免吵到附近的居民及台大醫院的病患,同時也提醒群眾不可以攻擊警察,因為他們只是忠於職責、奉命行事。

從黑夜到天明,絕大部分的時間群眾只是小聲交談或觀看影片,雖然偶爾有零星衝突,但立刻被制止。然而,隔天大部分的電子媒體卻不斷重播與放大警民衝突的畫面,或者佔領行動如何污損公署牆面或造成辦公不便,彷彿抗議者是一群只會擾亂秩序、製造髒亂的非理性破壞份子,但對於行動者所提出的訴求與主張卻幾乎隻字不提,也難怪,大家會覺得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會偏激、是暴力!

如果你願意走進群眾,你會發現真實的社會運動和媒體建構的形象有著極大的差異。

過去,我也和許多人一樣,覺得上街抗議者都是暴民,電視裡的他們只會非理性地嘶吼吶喊,破壞公共設施,擾亂社會秩序,是不可理喻的刁民。直到我第一次走上街頭,走入人群,才發現電視裡看似瘋狂的大嬸其實很像隔壁的尋常歐巴桑,臉上充滿憤怒的學生和你的同學沒什麼兩樣,他們不但很會閒話家常,還會親切地向你問安。而當你靜靜地、認真地傾聽他們訴說,體會他們的愁苦,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正面臨到巨大暴力的威脅,他們上街已是對抗國家暴力的最後手段。

「真的不能好好談嗎?為什麼一定要走上街頭呢?」這位熱血青年指出了許多人的疑惑。

誰不想好好談呢?誰又會沒事就上街抗議呢?但問題是,官員是否願意走入人群,了解人民心情?是否願意認真檢討現有的政策是否公平合宜?人民好好談,長官會在意嗎?

事實上,絕大多數抗議行動都很願意清楚地表達訴求,在抗議之前,也可能召開過無數次理性的記者會、公聽會,甚至拜會官員。但當正常管道求助無門,甚至遭到官方一再欺騙,最終也只能另闢蹊徑,走上街頭。

三年前怪手開進稻田強挖大埔農地,這幾年來,當地居民及相關團體向監察院、行政院、立法院、內政部等政府單位多次陳情,也召開許多記者會,但都不得其果,甚至釀成大埔朱阿嬤喝農藥自殺,以死明志的悲劇。經過多次抗爭,好不容易得到行政院「原屋原地保留」的承諾,執政者也表示願意與民間團體充份討論土地徵收條例,但我們大有為的政府機關卻一再自毀承諾,一次又一次地欺瞞、耍弄人民,人民只好走上街頭,行使公民不服從的基本權利。

走上街頭,行使公民不服從,經常是人民四處求助無門的最後手段,也是弱勢者對抗國家暴力的最後理性武器。社會運動有其衝突性也有其進步的價值,有了衝突,我們才會發現問題的所在,才能進一步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用害怕社會運動,也不必擔心公民不服從,因為他往往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即使主張未必正確,至少可以促成社會反思與討論。例如,最近幾天在網路上有愈來愈多有關土地徵收條例的討論出現,不論其立場如何,都讓這個社會重新思考,這樣的法律是否合宜,也檢視政府及社會運動團體對此事的主張。

主政者應該用心傾聽抗議者的訴求,也要對社會異議與抗爭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不用害怕社會運動,也不必恐懼衝突,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將社會運動主張成為公共討論,並促成社會的反思與進步。更何況孫文能推翻舊時代的帝制,台灣能有新時代的民主,不就是一個個充滿衝突,甚至暴力的社會運動所促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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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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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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