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精武門》劇照。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

過去30年來,中國各種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我們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言論蔚為風潮,鼓吹中國對外國政府「說不」(或更難聽的話)。這些激動的情緒與嚴厲的言詞,常使從旁觀察的外籍人士為之咋舌。而更令眾人費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議必定特別強調過去──例如日本的教科書內容,或國際拍賣會推出了中國文物。

憤怒是一回事,這種歷史意識絕對又是另一回事。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意外與大小事件可謂家常便飯,然而,為何中國經常如此憤慨地回應這些事件?為何必須如此憤慨?為何過去如此重要?

在各國侵略中國的時候,部分中國淪為殖民地,一艘艘砲艦駛進長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外國掌控之下。然而,那個年代已經結束了,結束70年了,難道不能純粹把它們當成隨風而逝的歷史?

這些爭議埋藏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脈絡,以及1840年代以來受制外國強權的經驗。中國透過歷史的稜鏡展望21世紀,以19與20世紀的挑戰面對眼前的現況。如果我們也透過這面稜鏡,就能看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如何深植外部帝國占領的主要都市、殖民地與中國境內其他地區。

人們津津樂道的告示牌,其實是則都市傳說

讓我們以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為例。1950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1989年博物館準備搬遷。然而,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當時的公園確實貼著一塊告示牌,但博物館展示的那面告示牌卻是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1928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

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的政治關注。1920至90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1994年4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作者薛理勇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

1994年6月7日,至少4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外國強權在中國留下什麼?

那塊告示牌已經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1907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1950至80年代,上海的導遊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香港知名電影《精武門》Fist of Fury/The Chinese Connection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然而,上海公共租界早於1943年交還,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當然還差得遠。外國強權在中國的衝擊和後遺症今日仍在,而且對於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新中國民族主義,更是日益重要。也許你有注意到,李小龍在《精武門》對抗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個在公園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個甚至建議李小龍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園。從中國的脈絡來看,很難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火上加油的組合。個人與國家尊嚴、殖民者於中國城市的作為、對日本與日本人的潛在敵意,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依舊生動。而且,《精武門》的拍攝地點是中國國土上的英國殖民地。

我們必須記得並瞭解造成這個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並非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就可以讓過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補償。更重要的是,瞭解20世紀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野心。外國入駐與之後的餘波影響直至1990年代的歷史論戰,持續到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回歸中國。我們越是有深入的瞭解,就越能瞭解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是如何利用過去。

上海告示事件的確是個迷思,但是,其背後所牽涉的更廣。那背後是各國聯盟挾著武器背書的條約和協議,在此建立行政區,並發展成20世紀初期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他們開發了著名的江邊地區,俗稱外灘,並在北端設立了一座公園,禁止狗和自行車、禁止摘採花朵、禁止華人(除了伴隨外僑的家僕)入內。公園雇用英國人、錫克人、俄國人、日本人與華人,組成執行上述等規定的警隊。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僑社交文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摻雜著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態度、作風與政策。必要時,他們當然也必須包容中國居民,他們會在商場事務對中國人妥協,與中國人合作、談判或合夥。那些公園規定有歷史背景,也備受爭議。1928年6月,公園規定改為「所有人」皆可在小額付費後進入公園。

這正是本書關心的議題:抗議與抵抗、形象與無法理解的形象、中國境內由外國治理的複雜世界,以及此複雜世界長久留下的後遺症。我的主題是外人的居留與這些時期的經歷,此外,也必須討論日漸重要的民族與個人尊嚴,當然還有經常被提及的中國「國恥」,以及中國與西方長久的曖昧關係(也包括日本)。

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

1994年6月,公園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眾媒體收到的大量投書劃下句點。3天後,我竟然收到邀請函,邀請我前往上海的現代歷史研究所演講關於告示牌的主題。當時我不曉得《世紀》雜誌引起的軒然大波,而我在演講後的秋天才發現,我之所以受邀,正是為了支持上海懷疑論者的論點。

我和懷疑論者一樣,我相信必須接受那個故事實是迷思。我也相信,除了過去外僑美好的回憶與後革命意識型態促成的堅固敵意(當然還有許多是革命前的),我們必須確實地理解這段時期的歷史。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歷程需要適切討論,這個歷程也需要中國之外的人記住。這段歷史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遲早──前帝國心臟地區的各國人必然擁有遺忘的特質。外人在中國居留的意義和衝擊,更是容易被當成普通歷史,為人遺忘或忽視。在美國,這件事往往被當成歐洲或日本的現象,美國並無共謀,或者美國是以不同的姿態,是幫助而非壓迫中國。我們該瞭解,這段歷史更為複雜。我們也該瞭解,這段歷史至今仍然生動且重要。

本書不是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而是廣大的民族主義中,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扮演的歷史角色。雖然,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持續深遠,而且由於政治理由,這樣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觀合理。現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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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譯者:胡訢諄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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