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條出版界消息引發許多愛書人唏噓。屹立台北市「書街」重慶南路與漢口街交會處60餘年的台灣商務印書館，將正式遷出4層高的「雲五大樓」，原址預備挪為旅館用途。
「雲五大樓」取名自台灣商務印書館前董事長王雲五，原為3層木造房屋，1968年改建為4層鋼筋混凝土建築。這棟建築雖然不高，卻一直被視為台北「書街」的象徵，好幾個世代愛書人記憶中不可或缺的圖景。
除了台灣商務印書館，另有北京商務、香港商務，源頭都是出自1897年在上海創立的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國共局勢使然，兩岸三地的商務印書館目前是各自獨立經營，互不相屬。1947年，福州分館副經理葉有楳來台先設置「現批處」，同年又指派趙叔誠擔任台灣分館經理，並選定館址，1948年1月15日正式開幕。國府遷台後，1950年在台分局正式定名「台灣商務印書館」，獨立運作。
兩岸的分裂與變化，對於當時全中國最蓬勃的上海出版業影響極大，在時代浪尖上必須轉型、獨立的，不只商務印書館。
上海重要出版社遷台
20世紀前半葉，由於位居沿海、擁有富庶江南地區作為後盾，加上開埠與租界帶來的相對自由和外來刺激，上海是全中國文化活動最興盛、出版商業規模最大的城市，且孕育了中國近現代最重要的幾家出版社，也成為1905年科舉廢除以後，文人們新興的謀生與寄身之處。這些出版社與文學圈、教育事業、傳播媒體等息息相關，對教育革新、外語學習、白話普及、現代文學的發展、民族共同體的打造、現代性工程的推進，起了莫大作用。其中，成立最早、影響最廣的，即為商務印書館，全盛時期其出版量竟達全中國的48%。
較晚成立、亦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並稱民國4大出版社，其實也都與商務印書館關係密切。商務原出版部主任陸費逵和幾位員工於1912年成立了中華書局，原中華書局副經理沈知方於1917年成立了世界書局。至1926年，原任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主編的章錫琛離職後，成立了開明書店。
二戰終了，日本結束其殖民版圖，台灣進入「中華民國」版圖，上海的大出版社紛紛來台擴展業務。「光復」之後，國族語言從日語變成「國語」，教育用書需求孔急，這些出版社來台也與教科書事業有關。中華書局1945年在台成立特約所，1949年正式遷台，世界書局1949年遷台，開明書店1946年來台設立分店。還有創設於1932年的上海春明書局、世界書局沈知方之子沈志明於1936年創設的上海啟明書局，也遷到了台灣。尚有發源自南京、由國民黨大老陳立夫創立的正中書局，1949年隨國府遷台。在上海本有商號，來台開設分號，之後通常是根據行政院頒布的「淪陷區工商企業總機構在台灣原設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來申辦轉為獨立商號。
不過，在國府遷台之前，上海的重要出版社販運圖書來台販售，未必真能深入到台灣讀者生活中，與當時的通貨膨脹、匯率不理想、書業尚未形成規範有關。根據研究，兩岸法幣與台幣的匯率上未必合理且對台幣較為不利，加上書籍售價可以任意提高，致使大陸圖書在台售價昂貴，加上1946年以降，台灣物價飛漲，米荒嚴重，失業率上升，社會大環境轉為惡劣，均影響到台灣人對於大陸圖書的消費。
舊書重出彌補空白
遠流出版社創辦人王榮文曾指出，1950年代出版品的圖書產銷，重要組成之一即「商務、正中、開明、啟明等大陸知名出版社遷台，以大陸時代編印的書，供應台灣社會的需要」，當時的廣告管道不多，「在《中央日報》做新書預約廣告（商務、正中、中華）就是最積極的出版家了」。水牛出版社負責人彭誠晃也回憶，1966年創業時，真正在戰後成立的出版社不多，大多仍是大陸過來的老字號。
這些原本以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為基地的出版社，遷台並獨力經營後，先以舊書重出為主要經營策略。當局以語言為統治之筏，為盡快普及國語，於1946年10月25日宣告報章雜誌與中小學禁用日語；1947年6月25日省政府電告，全日文書刊中只要涉及宣揚日本、詆毀祖國，即禁止出版。但是，什麼樣的敘述叫做宣揚或詆毀，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模糊空間，政府認定有問題就可以干預，自然限縮了台灣人在公共層面上的日語閱讀與使用。於是，習用日語的本地寫作者難獲出版機會，而外省來台族群的創作也還在萌芽試探之中，既然還無法開發新的作者群，則對這些老出版社來說，順應在台灣的國族認同重整機會，重版不忤觸當局的舊出版品、或修訂後重新出版，就成為相對省事、安全的選擇，甚至還可能使得出版市場上一度看起來頗為活絡，「營造了一番『自由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氣象」。
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在台初期經營，所售圖書均由上海運抵，1949年5月，上海本館即停止對台發貨。台灣分館獨立經營後，存貨不足，遂挑選適合當前需求的若干出版物在台印發，如「新小學文庫」、「新中學文庫」、字典以及國學相關書籍等。前面提到的如春明書局、啟明書局，來台後也翻印自家在上海的出版物。還有一種情況，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譯本，尤其是譯者並未在二戰後來台的，譯作可能會被安上各式各樣的譯者名字，便於躲避查禁、翻印銷售；這並不侷限於具有承續關係的出版社（如上海啟明和台灣啟明），在兩岸隔絕、白色恐怖以及版權法規尚未完善之下，對早年出版品的擅印擅改，也成為台灣出版史的特色（怪狀）之一。
白色恐怖外一章
新世紀以來，台灣出版了幾部著作，描述白色恐怖下的書業。早一點如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內有專文提及，近年著力較深的，則是長期從事圖書出版與發行業務的廖為民先生寫了好幾本，包括《台灣禁書的故事》、《美麗島後的禁書》、《解嚴之前的禁書》、《國民黨禁書始末》。當然，還有賴慈芸教授《翻譯偵探事務所》致力挖掘那些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張冠李戴、奪胎換骨的翻譯書們，以及特殊年代下命運起伏的譯者們。
白色恐怖影響台灣戰後出版風貌，那些上海來台的出版社同樣籠罩在緊繃的氣氛裡，出書必須極為小心。這裡就必須來談談兩個案例。一是台灣春明書局老闆陳冠英無辜受到牽累，竟導致死刑與沒收家產；二是台灣啟明書局沈志明則是一時不察，因書獲罪，幸好最後無罪開釋。而這兩家書局的台灣地址也都在「書街」重慶南路一段上。
春明書局陳冠英1949年8月赴台發展，前腳剛走，上海春明由員工接手，緊接著就在1949年9月出版了胡濟濤、陶萍天主編的《新名詞辭典》，解釋「解放」後的新名詞，或替過去的舊名詞添加新的解釋，並附有漫畫與圖表。這部辭典切合現實需要，銷售甚佳，至1954年共發行了6版，且每一版都有所修訂，緊貼著時代與政治的脈動。據舊書拍賣網站上所見該辭典版權頁，其中1950年6月發行的2版甚至印行了14次。賴慈芸認為《新名詞辭典》在修訂過程中逐漸變成了「中共的發聲筒」，例如胡適在1949年的版本還只是「新文學運動的最初發動者」，到了國府已經遷台後的1950年版本被添加「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1951年，此書遭到檢舉，說陳冠英蓄意編印、為匪宣傳，其實他早已離滬，這跟他無關。當時人剛好跑到香港去的陳冠英自信清白，願返台解釋，結果遭到逮捕；今所見軍法審判檔案中記載這是一宗叛亂案，認定其犯行已達「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而著手執行」的程度，求處死刑並沒收財產，死時才35歲。
而啟明書局來台後翻印上海啟明書籍，數目頗多，戒嚴後氣氛緊張，本來還署名譯者名字，最後乾脆都以「啟明編譯所」代替。1958年，台灣啟明翻印1932年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書中第20講主題為「文學與革命」，提及左翼作家聯盟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相關團體與刊物，指出其聲勢「震撼了全國」且招「當局之忌」。所謂「當局」即國民黨，來台後也仍然是「當局」，且文中還對於這些受壓制的運動表達「無限的樂觀」，認為還是具有「前途」可以瞻望的。30年代的說法在50年代來看，很難說沒有「預測未來變化」的暗示，且字裡行間顯示出對於被壓制者的同情。隔年2月底，沈志明夫婦因「歌頌共產文學」、觸犯叛亂罪而被逮捕。沈志明夫婦在譯者署名一事頗為小心，因此，應該不是故意釋放反抗「當局」的訊息，而確實是百密一疏。後經過沈志明女婿黃克孫（時任麻省理工教授）多方串聯營救，允許交保，至6月判無罪，也不敢在台灣待下去了，移居美國。
餘聲
雖然發生了幾件出版界的白色恐怖，並未因此讓台灣的出版社不敢翻印早年大陸圖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改譯者名字、修潤或雜拼譯文，總之，出版品的檢查似乎不具研究精神，沒有仔細到這個地步。昔日聽詩人瘂弦演講，他總開玩笑說，戒嚴時期的審查人員不大靈光，連〈深淵〉中「他們是握緊格言的人」、「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的影射都看不出來。
上海在民國時期的4大出版社，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國共分治後也在兩岸擁有不同的發展。在台灣，政治氣氛緊張，國府是逃亡的敗者，極力要鞏固在台灣的統治，相對於新中國的大破大立，更要強調此岸注重傳統、延續文化，4大出版社在傳統學術、國學讀本方面的出版品是為主流。在新中國，商務印書館先併入新華書店並改名，遷至北京，後又恢復獨立運作；中華書局收歸國有，遷至北京，古籍整理是其重要業務；世界書局官股部分被沒收，1950年宣告結束；開明書店與另一家出版社合併改組為中國青年出版社，亦遷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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