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至9月間，距離鬧區約2公里的樟香綠廊，也就是池上市街往西走的台二十甲線，路邊橫掛著長長的白布條，大大黑字寫著「無能的代表會配合鄉公所出賣池上」、「池上人不要光電」、「財團滾出池上鄉」。隨後幾日，街區穿梭一輛小型貨車，不但掛著「光電滾出池上」、「電來了／人沒了」等標語，還用擴音器傳達鄉民反對在鄉境設置太陽能板的立場，甚至揚言要罷免鄉長。與此同時，臉書社群「池上人」也開始出現大量相關討論。台灣近幾年綠能發電的議題，在池上正式浮上檯面。
在這次的太陽能板事件發生之前，光電業者已經在池上尋覓適當土地一段日子了。福文村的這塊農地，地主原本以一公頃每期4萬元租給人種稻，後來有人找上地主，以一公頃每年20萬，承租20年。暑假過後，大型機械開始進駐整地，光電業者準備在此種電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個地方剛好在火車站附近，從月台上往西邊望過去特別顯眼，引發的反彈也特別大，前述反對鄉公所與鄉代會的聲浪也因此爆發。
鄉長張堯城於是聯絡縣政府、立法委員、縣議員、鄉代表會、村長等，與地主和光電業者開會協商。由於前一天才正式發出通知，又不是假日，因此原本預定應該只會有50、60人出席。沒想到，當天不到10點，塑膠布棚下的椅子已經坐滿了人，後來湧進的人潮不但站滿整條馬路，甚至外溢到一旁的稻田裡，人數估計在200至300之間。
張堯城一開始就表明支持政府的能源政策，也指出此案已經通過經濟部能源局與縣府主管單位的核准，所以在這塊地種電完全合法。但同時強調這個申請案不需經過鄉公所的同意，鄉公所與鄉代會都是前一陣子才得知這項消息。他並未直接反對在此設置太陽能板，但提出兩個層面要地主與業者斟酌：第一，此地附近10多公頃已經通過都市計畫，不久後地目將可變更為建地，預期增值幅度頗大，因此在此種電未必就是最好的投資方式；第二，太陽能發電後，必須在鄰近的馬路上設置電線桿才能將電配送出去販賣，但馬路的土地屬於鄉公所，如果鄉公所堅持不同意電線桿的設置，業者有可能血本無歸。
當天地主並未到場，業者極力說明光電帶來的好處，尤其是對地方的回饋機制，但隨即被發言的群眾一一反駁。2小時後達成結論，業者主動表示放棄此案，但有一個條件：縣政府與鄉公所協助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設置太陽能板，以彌補其損失。
一個月後筆者再度前往現場，機具都已撤離，連原先畫好預計設置太陽能板的白線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同年11月，經各種行政程序後，業者在舊垃圾掩埋場取得一公頃土地，並於次年3月29日正式動工。這次的地點在偏遠的新武呂溪畔，雖然仍有人前往抗議，但人數不多，整起事件因而暫時畫上句點。
這次的風波讓人聯想起2004年保存無敵稻景的電線桿事件。儘管時空背景有別，但基本上都是因為當地民眾聯合反對，而成功阻止了某項地方建設。筆者認為，「不犧牲環境生態的前提下，首先重視稻米產業為主軸的農業，然後規畫地方的各項發展」的願景，某個角度來說，已經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在池上形成許多在地人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會持續多久，池上的未來又會如何發展，都有待慢慢觀察。
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如何讓池上邁向共善與共好？
相對於台灣西部，池上這樣的東台灣鄉鎮，直到清代光緒年間平埔族人移入前可說無人定居，因而可以較清楚地追溯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池上地區自1830年代開始有西拉雅系馬卡道平埔族人與恆春系阿美族人定居的紀錄，當時國家力量尚未進入此地區。1875年清廷駐軍後，其他人群才陸續遷入，包括漢人與之後的日本人。日治以後，當代國家治理技術逐步影響池上。到了1930年代末期，在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產業政策下，漢人人口開始超過較早遷入的原住民，而且比例越來越懸殊。於是，漢人成了池上地方社會發展的主導動力。
進一步觀察，19世紀末期，池上才開始受到國家力量支配，但日治之後的警察官吏制度、土地登記制度、戶籍登記制度乃至學校教育等，無不使當地居民籠罩在威權統治之下，此一剛開始建立地方社會的移民地區，深深受制於國家政策，其中尤以人口、產業、土地政策最為關鍵。前兩者對於池上的原漢人口比例影響較大，第三者則左右了當地經濟形態與規模，也造成家庭農場的盛行。
一般人或許認為，由於當代國家治理較晚進入，位於邊陲的東台灣可能受到國家的影響較小，但池上的案例卻顯示，國家的宰制力量在此更為顯著。主要是因為，日治初期政府認為東部地區地廣人稀，有利於開發，於是實施一連串的政策，一方面收奪原住民的土地並利用其剩餘勞力，另一方面透過官營或民營等方式，移入外來人口，進行糖業及其他熱帶栽培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台灣引入大量外來人口，並以自行開墾、承租等方式在當地定居，之後在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等政策下，官方的大型事業地轉而由當地居民取得，於是各家庭擁有土地偏少、以小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形態盛行乃成為地方社會一大特徵。
當然，家庭與家庭之間仍會出現貧富的差距，例如經營小商店或碾米廠的通常比較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常會透過修橋鋪路、捐助興建學校等行動，一方面展現其善行，另一方面回應可能會被批評「為富不仁」的道德壓力。他們在廟宇的民俗活動中也會以不同形式比一般信徒負擔更多經費，例如演平安戲時捐獻較多的戲金、建醮時擔當不同等級的「燈首」之類的。在儀式中認捐更多固然具有「得到更多神明庇佑」的意義，但這樣的行為模式也有財富重分配的意義，可以視為傳統社會中展現共享、共善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文化傳統，至今仍清晰可見。
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使當地民眾早已有了相當於一個鄉的地方認同感，於是奠基於傳統「公」概念的共善與共好，到了1990年代之後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從《池上鄉志》的編纂、大坡池的整治，到池上米的認證，我們看到池上鄉民以不同於鄰近鄉鎮的方式投入地方事務，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另一方面以超越村落、社區的尺度，善用外部資源來進行社會改造。最後，在以重視環境生態，並以稻米種植為地方產業主軸的前提下，發展出以鄉公所為單位，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提供鄉民相當優渥的社會福利。這段最近30年的發展饒富意義，值得仔細討論。
從池上的歷史發展觀察，1987年的解嚴顯然具有重要的影響。整體而言，1990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影響，池上鄉各村於1993年起紛紛組成社區發展協會。大約也在同一時期，轉型後的救國團池上鄉團委會以及池上社教工作站等團體，以全鄉為活動範圍，經由團康活動、社會教育等方式，為池上帶來新觀念與新想像。
以「人」為本，池上的地方認同如何建立？
台灣社會推動「社造」，大抵透過「物」的營造，進而達到「人」的改造，池上則略有不同。所謂的「物」是指社區公共事務，大多數從社區綠美化、閒置空間改善再利用為據點，也有部分為在地歷史、文化，1990年代如雨後春筍成立的「文史工作室」即是。池上卻是一開始就關注「人」的凝聚和改變，強調全鄉性的生活共同體概念，大坡池的生態保育便是一個實際實踐的案例。
曾旭正在討論1980年代起台灣社區尺度的社會集體行動時，將社區行動分成兩大類：一是因應「危機」而產生的社區運動，另一是為「改善環境」而動員起來的社區運動。池上的大坡池保育行動應偏向後者。簡要言之，2000年成立的「池潭源流協進會」主要是針對政府過度開發的不滿，「目標在於改良、提升社區的環境品質」，而且倡議者的確大多來自地方上的中產階級。但筆者要強調，若沒有救國團與社教站的觀念啟發，並激起鄉民「愛鄉愛土」的情懷，大坡池的民間種樹活動不易成功，也不可能有鄉公所日後的改弦易轍，政策方向從強調開發轉向重視生態環保。
然而，之後保存無敵稻景的電線桿事件，倒是跟社造政策有關。換言之，是緊鄰此片無敵稻景的萬安社區發展協會試圖發展觀光產業，才有動能去阻止電線桿的設立。當然，若沒有全鄉性的串連與支持，這樣的行動也不會成功。因此筆者認為，必須擴大「社造」的範圍，納入救國團與社教站的影響，亦即池上自1990年代起就有兩個層次的社造，如此方能理解池上地方社會發展何以是目前的面貌。
不論是大坡池的保育，還是阻止在稻田間設置電線桿，這些行動的確來自於外來新觀念的啟迪，但池上由於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的因素，早在1950年代之後即已孕育出超越村落的地方連結。這種連結在元宵遶境中逐漸形成，並在1991年的首度建醮中充分展現，2000年之後的社造風潮順利架接在這樣的基礎上，2005年池上米認證也是基於此連結才得以成功。
當然，池上米認證的啟動者來自當地米商，不容否認其有商業利益的考量，但若沒有把部分利潤分享給農友的想法與做法，亦無法得到地方上具有公信力的池潭源流協進會支持。有趣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原先模糊的「池上地方社會」，越來越向「池上鄉」靠近。換言之，在大坡池保育與電線桿事件中，參與者雖然會強調「為了我們池上好」、「池上人的整體利益」，其實這裡的「池上」缺乏一個明確的地理界線。但到了池上米認證必須符合WTO精神、以行政區域為單位後，「池上鄉」的重要性益加突顯。以種植稻米的土地位置作為認證依據是其一，以居民的戶籍是否在池上作為發放池上米優惠卡依據是其二。也因此，越到後來，鄉公所在地方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也就是說，進入新自由主義當道的時代，「共好、永續」是許多鄉民的共識，鄉公所一項項再分配的政策出爐，宛如一個「真實的烏托邦」出現在東台灣鄉間。
好書推薦：
書名：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作者：黃宣衛
出版：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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