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Imperial War Museum

博物館向來是一個政治的場所。透過收藏與展示,某種界定價值的原則被認知與接受。例如國家博物館與美術館的藏品,獲得國家指定的權力機構與菁英認定,具有國家等級的珍貴價值,值得以大量經費時間與空間做永久保存。

博物館也具有教育意義。自然歷史博物館通常是學齡兒童戶外教學的目的地,也是許多人科學史啟蒙的場所;著名的大英博物館則展示了殖民者跨洋掠奪收購他者自然資源與文化藝術的歷史,觀察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們的反應,跟觀看藏品一樣生動。

博物館的成立也可能代表了對某個歷史事件的肯認,將空間運用為展示與對話交流的場域,像是景美人權園區、印度的Bhopal氣爆事件博物館、納粹大屠殺紀念館。不管是政府或民間興辦的,只要有參觀並且加入互動的群眾,歷史事件就能長存在常民的生命記憶中。

博物館也可能是一群人工作累積的產物、過程,轉化成某種身份認同,甚至定位於更大的文化圈中,像是各種產業博物館、鄉里的文史工作室展覽等等,都具有類似的意義。結合展示與商品,能夠讓消費者買到有故事的物,進而使得產品成為連結人生的關鍵。

博物館的起始有各種原因,不管是出於描繪與展示身份的需求、保存歷史延續文化的使命,或是轉化創傷。然而,經營不同博物館的態度卻幾乎是類似的:忠於事實、傳遞正確的資訊、守護藏品,並且審慎設計教育與推廣的功能。

圖片來源:Imperial War Museum

讓觀眾切身體驗氛圍的展覽

去年到今年,我在倫敦參觀了3個以「流離失所的人群」為展示主軸的展覽,分別是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維納圖書館(Weiner Library)和遷移博物館(Migration Museum Project)。

帝國戰爭博物館是一棟三層樓的建築,免費對公眾開放。除了介紹各種軍事武器、戰爭史,也以和平與和解為主題,結合民眾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生活經驗,反省戰爭帶來的衝突、損失與榮譽。展館透過活潑的動線,使觀眾不至於對大量戰爭敘事與死亡、創傷等展示感到疲勞。

在二戰大屠殺展示區,策展團隊利用真實的火車軌道枕木、真人大小的囚衣、奧許維斯集中營的迷你火車……,讓觀眾將行走與注目結合,在融合了光線和顏色的隧道或步道上,體驗當時人群因為族群身份遭受迫害時,所經受的恐怖與絕望。

展覽回答了許多觀眾的問題,像是:大屠殺如何可能發生?相連的屠殺事件經過了怎麼樣的執行過程?誰應該要為這些暴行負責?在長長的展覽結束前,參觀的人群可以坐在一張木製的硬椅上,灰暗的燈光關閉了其他感官,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此與死去的生命相遇。透過一台老式電話,我們得以聆聽倖存者的證詞,有如與長輩親密長談。

圖片來源:Weiner Library

呈現客觀史實的展覽

透過藏品的篩選與陳列,我們思考每個展覽想要傳達什麼樣的敘事與意識形態,並且帶給觀眾什麼樣的美感經驗。

相較於收藏各種物品的展覽館,維納圖書館的定位主要是提供研究者、學生、業餘愛好者一個閱覽資訊的場所。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關於猶太大屠殺與納粹時期研究的文獻資料庫,收藏的不只是已經出版的書籍,也包括未出版的書籍、小冊、手稿、剪報和見證詞;藏品包括文字、圖像、錄音與影像。它曾經多次搬家,最後落腳於盧梭公園附近的白色大宅。

不同於一般傳遞教育意義的展覽,維納圖書館策劃的展覽(與巡迴展覽)主要來自其收藏內容的企劃,以客觀史實為主,限縮觸動觀眾情緒的素材,呈現主流報導與再現中往往遺漏的鳳毛麟角,與當代的社會議題對話。

「一路艱辛:1930到1940年代的英國與難民危機」(A Bitter Road: Britain and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1930s and 1940s)是去年博物館回應歐洲難民危機所策劃的展覽,結合目前在英國聲援並且服務難民的NGO組織資訊,延伸觀眾在參觀中所產生的「願付出一己之力」心理,也報導了當年來英尋求庇護的「老難民」幫助來自敘利亞的「新難民」的佳話。

圖片來源:Migration Museum Project

重塑觀展者常識的展覽

史料開放,使得解讀與詮釋歷史不再僅限於菁英,這背後支撐的力量,來自專業素養與足夠的經費。博物館需要透過公眾募資──無論是從稅收、捐款、博物館之友的會員年費──來維護管理他們的藏品和空間、設計空間使用的方式以達到設置目的。這些都需要時代精神與專業技能的投入。

遷移博物館工作坊(Migration Museum at The Workshop)改變了我對博物館的想法。以往進入博物館,我總是預設會看到古老的、珍貴的東西,看到那些瀕臨消逝、不得不用博物館形式保存的物品(人類學症發作)。遷移博物館企圖以展覽作為論述語言,重塑觀展者對英國人口歷史的常識,以「遷移」作為視角起點,觀看當代國內人口的組成與成長。「遷移」這個往往包含了例外與排除的預設,變成觀看當代社會文化形成的眼鏡之後,博物館選出能夠代表這類取向的符號與象徵,在工作坊中展示,並且積極聯繫各地願意展出的場所(包含學校與社區會館)。在「定居」於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工作坊空間之前,已經在大大小小的場地進行巡迴展覽解說5,000次了。

遷移博物館透過少量的物件、結合權威性的學術論述和大量的「運動」,展演出博物館作為「能動者」(agent)帶領思潮流動的可能。這讓我們想到美國著名的博物館策展顧問Beverly Serrell,她的書《展覽標籤:一種詮釋性方法》(Exhibit Label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請原諒我粗糙的翻譯)中提倡「大哉問」(Big Idea),意即:一個好的策展,必須能夠有一個貫串的核心概念,以及具體指涉概念的訊息。由此,觀眾能夠在零散、甚至無法完整組織的展品中,發覺自己正在觀看什麼,並且與之對話──可能是共鳴、更有可能是辯論。

策劃一個受到爭議的展覽,比起策劃一個展示權力意識形態的展覽,聽起來要有趣多了,不是嗎?

我身在國外,近幾年很少在台灣看展覽,是我的一大遺憾。但我想說的是,在看過這些國外的博物館後,我發覺:一個博物館的靈魂,必須有個會發出意見的主體,有它自己的風格,展現在與觀眾互動之中。一間有靈魂的博物館,才能鼓動民眾,從被動接受變成主動參與,社會也才能真正和它的資產發生關係:繞過國家,直接與歷史對話,從而改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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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每一次落腳,都是重建家的過程。

林汝羽,臺北天母中產家庭出身,念過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有十二年語言與通識課程教學經驗。我的興趣是將知識觸類旁通、鍛鍊說故事的技藝與徜徉審美。研究關注遷移、暴力與民族主義,主要地理區域為南亞與東亞。喜歡人與人相遇的過程,並在書寫與對話中探索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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