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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民進黨新任黨代表蓮舫的日台國籍引起台灣社會矚目,也有不少台灣人因為蓮舫擁有一半的台灣血緣而感到與有榮焉。然而,蓮舫的國籍問題也反映出台灣的「國籍法」和「入出國及移民法」的問題,那就是:想走的政府不放人,想留的,政府卻一直趕人的荒謬現象。

她即使不想當,也會成為台灣人

蓮舫出生於1967年11月28日(昭和42年),當時日本的國籍法是依照1952年(昭和27年)修正的版本,要取得日本國籍,必須根據父親的血緣,由於蓮舫的父親謝哲信是台灣人,所以即使蓮舫的母親齊藤桂子是日本籍,在日本東京都出生的蓮舫也只能有台灣國籍。

直到日本國籍法第二條在1984年(昭和59年)修正,改成父親或母親的血緣都可以取得日本國籍,當時17歲的蓮舫就在隔年根據新法取得日本國籍,其姓氏據當時的日本法令需採用日文姓氏,也就從謝改成母親的齊藤,後來,蓮舫在1993年嫁給村田信之,改成夫姓為村田。

台灣的國籍法是1929年(民國18年)制定,第一條規定「一、生時父為中國人者。二、生於父死後,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三、父無可考或無國籍,其母為中國人者。四、生於中國地,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屬中華民國國籍,該條文跟日本在昭和25年制定的國籍法第一條條文內容一模一樣。

我國國籍法到2000年(民國89年)修正後,才改成「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四、歸化者。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比日本晚了16年才承認子女可以透過母親的血緣取得台灣國籍。

像蓮舫這樣在國外出生長大的「外國人」,因為父親血緣而自動取得台灣國籍者,即使她不想保留台灣國籍也不行,非得經過內政部許可後,才能喪失台灣國籍。政府對於這些想走的人完全不鬆手。

他們在台灣出生長大,卻當不了台灣人

我認識一位在國外出生長大的「外籍學生」申請來台讀大學,入學後卻被人檢舉,他的父親「曾經」有過台灣國籍,因而把這位從沒在台灣學校讀過書的「外籍學生」視為本國學生,得跟其他台灣學生一起參加中文學測和指考,才有入學資格,最後只好被迫退學的荒謬事件。

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在台灣出生,或從小就來台灣而想留下來的人,卻一直驅趕。

2000年以前出生,父親是外國人、母親是台灣人的新二代,除非母親撒謊,說孩子是「父不詳」的私生子才能報戶口,不然,孩子只能依親居留,不許工作,一旦年滿20歲,就會被台灣政府驅逐出境。

雖然這種荒謬的狀況在2000年修法後就不再發生,但還有另外一批父母都是外國人或國籍不詳的兒童。根據移民署統計,從2004年9月至2011年間,共有4,212人,也就是每年約有700-800名在台出生非本國籍兒童。

這些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的外國籍和無國籍兒童,只能以依親或專案核予外僑居留證的方式居留,滿20歲後就得被驅逐出境。他們即使想歸化成台灣籍,有國籍的得先放棄本國國籍之外,還得要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和「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等三個要件。但他們的居留證並不包括工作證,即使年滿16歲,仍然無法跟台灣少年一樣取得合法工作的權利,要如何累積財產或擁有專業技能?令人不解。

每年在台灣出生的這數百名外國籍兒童,佔全部新生兒不到0.4%,其中無依兒童在103至104年間,每年都只有個位數而已,對國家財政負擔影響微乎其微。

然而,每年增加800名學童,卻可以讓3至40個班級免於被裁撤,對學校是大利多。與其遠赴海外招收境外學生、提供國際學生工作權,何不先讓已經住在台灣的外國籍兒少就讀和就業呢?

台灣應該把人才當資產而非負債

從小在台灣長大,不論有無國籍的新住民第二代(含父母都是外國人者),都是用國家資源培養出來的人才。蓮舫和美國總統歐馬巴的經驗告訴我們,給予相同的就學和就業機會,新二代不但不會成為社會的包袱,還有可能成為我們未來的領袖菁英。我們應該在這些外國籍和無國籍少年滿16歲時給他們在台灣的有開放工作證的永久居留權,讓他們留在台灣工作納稅,而不是像現在把拿納稅人培養出來的人才通通遣返去一個雖是他們父親或母親的出生地、但對他們來說卻是相對陌生的國度。

政府應優先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5條,開放讓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5日;或在我國合法居留10年以上,其中有5年每年居留超過183日的未成年人申請永久居留時,無須滿足「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的要件,等他們成年有經濟能力時,再自行決定是否要歸化台灣國籍,繼續貢獻社會,才是一個投資未來,把人才當資產而非負債的現代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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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自學教父」的陳怡光是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長年透過組織自學家長、推動修法爭取自學生的受教權,是實驗教育三法的重要推手。現為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委員及保障教育選擇權聯盟總召集人,也是2020將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全球在家教育會議」的籌備會委員。

最新身分是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主任,與妻子魏多麗合著《我家就是國際學校─台灣爸爸╳波蘭媽媽的地球村教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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