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巴拿馬的問題
隨著巴拿馬文件被揭露，《南德日報》報導好幾千家空殼德國公司在巴拿馬設立，德國全國震驚。《法蘭克福環視報》亦報導，前幾年媒體揭露的西門子醜聞──德國西門子集團透過賄賂政客或公務員，取得許多國家的標案合約──亦與這家巴拿馬的律師事務所相關，巴拿馬文件顯示西門子集團可能透過空殼公司及秘密帳戶，運作許多跨國賄款。目前德國檢方已全力調查中。
文件揭露後，德國政壇一致認為，應該著手制止逃稅行為。德國副總理暨社民黨主席加布列爾（Siegfried Gabriel）即呼籲全球阻止這種設立空殼公司及基金會以圖利匿名者的行為。財政部長休依博（Wolfgang Schäuble）亦聲明德國多年來致力於查緝逃稅罪行，巴拿馬文件證實了逃稅情形的嚴重，未來國際壓力應該提高，透過更深入的國際合作，讓巴拿馬等國家提高金融透明性。
只是，問題真的只是巴拿馬嗎？透明化，真的作得到嗎？
德國執政黨基民黨的黨團副主席福克斯（Michael Fuchs）指出，歐洲自身也是共犯，其金融體系也有問題，例如盧森堡、英國的開曼群島等都是設立空殼公司逃稅的天堂。
而向來強調清廉、反秘密交易與反賄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智利的主席德拉沃（Gonzalo Delaveau）甚至在巴拿馬文件中被揭露，開了5個離岸秘密帳戶。這個醜聞重創了國際透明組織的形象，他迫於輿論壓力目前已經下台。
其實，設立空殼公司與秘密帳戶並不違法，將資金存放在這些海外帳戶也不違法，但是，透過這樣的資金轉移逃避申報義務，違法。此外，也有許多違法資金以這些帳戶為洗錢管道。德國及其他國家雖然信誓旦旦說要強化國際合作，讓金融體系透明化，然而，非透明化帶來的利益太誘人，連國際透明組織都身陷其中；而以隱密金融體系及避稅方式運作的吸引外資機制實在太有效，連歐盟內部都有許多國家積極投入這個產業。未來能夠成功推動改革的希望何在？
這不只是巴拿馬、盧森堡、英國或那一個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
一個全球貧富不均的正義問題
耶魯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湯瑪斯．柏格（Thomas Pogge）──同時是該校｢全球正義計畫｣（Global Justice Program）主持人、《全球稅賦公平》（Global Tax Fairness）一書編者──於4月7日在《時代週報》（Die Zeit）上發表的一篇專文〈窮國買單〉（Auf Kosten der Ärmsten），點出了巴拿馬文件背後的富國剝削窮國機制及其政治與倫理問題。
柏格點出了這種全球資金流動將對發展中、落後國家造成如何的不利影響。國家要運作，要滿足公民之需求，要維繫其法治環境之健全，必須依賴足夠的資金，可是落後國家卻往往無法滿足這種基本需求。一方面是其國民的基本收入太低，生活條件太差；另一方面是國家的稅收太少。而在這條件下，富人再把財富外移海外，避掉了可能的稅收，更是對窮國雪上加霜。在歐洲這種國民平均收入高，稅收不全來自富人，而較傾向全民分攤的地區，富人外移的財富總量雖然驚人，但是比例上並不高，歐洲人的財富大約有8%是海外資產；然而，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的私人財富，約有30%是海外資產，這種資本外移造成的稅收外移，當然影響落後國家功能正常運作。
單一國家的治理能力無法強大到可以因應這些擁有巨大財富的跨國公司。熟悉各種經濟、法律技術的集團，透過各種「合法」方式（或者遊走法律尚無法規範到的領域）避開原來應該繳納的各種稅收。例如，柏格說，在避稅天堂設立的這些空殼公司，是跨國集團避稅（逃稅）的利器，跨國集團在各國設立的子公司，就透過空殼公司操作，將所有利潤都移至海外免稅區，達成免稅目的，而沒有什麼國家能夠處理這種「合法」行為。
甚至存在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那些避稅天堂，不只是巴拿馬這樣的遙遠的、以秘密方式運作的海外國家，已發展的民主國家也為這些跨國集團提供各種避稅可能。盧森堡、愛爾蘭、英國、瑞士、新加坡、美國、荷蘭，甚至德國，都為了吸引資本，而對大集團妥協。大集團在稅收上節省的大筆利潤，最後回饋給股東。誰是投資這些集團的股東？歐美的有錢人。而這些歐美有錢人的資本利得，最後在有錢國家被課稅──這也是已開發國家樂於提供避稅環境的原因。落後國家必須為了他人的財富買單，成為最後的輸家。
柏格引用了華盛頓智庫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的分析，點出問題的嚴重性。根據該智庫研究，每年從發展中國家非法流出的資金，高達1兆歐元，這差不多是全球發展援助經費的八倍。根據非政府組織Christian Aid的估算，如果這些資金未以非法方式被移走的話，發展中國家每年可以徵收的稅收，會多出1600億美元。
如果發展中國家保有這些他們本來應得的稅收的話，世界會是什麼情況？柏格認為，除了基礎建設可更健全，以目前這些發展中國家經費運用狀況，在醫療資源上也可更完整，每年將至少減少35萬例5歲以下兒童早夭情形。他控訴，這個逃稅國際體系，那些免稅地區、空殼公司、虛假的信託公司、匿名帳戶、腐敗銀行、政客、經理、律師都是共犯，對於全球脫貧的計畫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另外，這個體系不只為跨國集團提供合法避稅方式，也為不法所得提供洗錢管道，或者提供見不得光的資金藏身之處（例如非法走私人口、武器及毒品交易的款項，或者是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流動）。
因此，柏格呼籲，為了全球經濟正義及永續發展目標，為了打擊跨國犯罪，我們應該阻止這樣的秘密資金轉移方式，因為這不只鼓勵了犯罪，也惡化了全球不平等。那些富人透過資金轉移節省下來的稅金，是以犧牲窮人而達到利己目的。
這些貪得無饜的富人，在國家建立的健全法治經濟環境、優惠稅收、優惠水電等條件下營利，卻吝於繳納應繳的稅金，反而雇用海外律師事務所，設立空殼公司轉移盈餘「避稅」，全球財富不均的情形日益嚴重。非政府組織Oxfam最近發佈數據指出，全人類較窮的那一半人口所擁有的財富總額，僅僅是全球財富總額的0.6%，而這約等於最富有的62個人的財富！這個驚人的數字，還只包括帳面上可見的財富而已！
貧富差距擴大下，階級流動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長久以來，必然損及民主國家的治理能力。然而柏格指出，現在政治體系內的當權者當然在巴拿馬文件被揭露後，感受到來自民意的壓力，但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並不會在意國家利益受損，根本無心改革，或者只是敷衍了事。例如，美國政府積極對外國政府求索美國海外逃稅人的資料，但對於來自外國的同樣的請求，卻不願提供資訊。柏格認為這是美國致力於成為「逃稅獨占國」（Monopol-Steueroase）的動作；而OECD國家目前推動的相關改革，也明顯以不妨害已開發國家之利益為目的，進而繼續犧牲落後國家。
透明化 vs 個人自由
柏格的分析點出了，逃稅問題不只是經濟犯罪問題，還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下，少數菁英毫無社會感、犧牲弱者與窮人以成就不該屬於自己的利益的作法。全球社會的階級分裂與鬥爭，日益嚴重化。為解決此問題，目前各國政要信誓旦旦認為，應該要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透明度，然而這場階級之戰，短期內仍看不到和緩趨勢及解決方案。
德國經濟倫理協會（Ethikverband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主席庫摩特（Irina Kummert）撰文〈為何不惜一切的透明化有害〉（Warum Transparenz um jeden Preis nicht gut ist），刊登於《經理人》雜誌（manager magazin），反對以社會利益與正義之名求取最大透明化。她引述俄裔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認為消極自由保障的就是個人不被強迫的自由，而所謂全面透明化的要求，正是無顧可能侵犯消極自由的疑慮。這裡的問題是：以保護共同福祉（Gemeinwohl）為名，我們願意在侵犯個人隱私與自由上，走到什麼程度？
庫摩特表示我們當然要保障集體福祉，為此我們也建立了法治體系，不能允許少數個人因為個人利益而違法，進而危及多數人們福祉。但是，我們必須要求這個法律體系是公正的，而非因脈絡不同便曲解法條偏袒任何一方。這種法律實踐，不該受到先入為主的道德判斷左右。而很遺憾地，當前的媒體及民意仇富，視富人財富來自貪婪，因而帶著道德判斷要求法律制度設計與實踐都不利於富人。她認為，當前的對於巴拿馬文件的討論已可看出這種偏見，離岸帳戶本質上合法，而民意竟然要求這些合法的金融資料透明化，顯失理性。
庫摩特反對將集體福祉與利益無限上綱，強調在這個總是談共同、總是生活在順從主義的集體社會，正是最無法促成集體福祉的，因為打擊那些秀異的個人、只知順從集體價值的社會，將打壓創意、新的概念與意見。很多利用合法避稅方式的富人在偏見下被噤聲，而這是侵害了個人內在自主（die innere Autorität）作為自由的最高法則（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的地位。
她的論述方式不是那麼具有說服力，一方面她援引了消極自由，但是並未談論積極自由理念，忽視思想史上並非始終把個人自主視為無可質疑的最高價值；另一方面她雖不具名地引用康德的最高法則概念，然而那些以犧牲窮人及窮國福祉為代價極大化自己利益的富人與富國們（不管是合法或非法），是否真能符合康德說的值得景仰的｢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實令我存疑。但姑且不論其觀點合理性，庫摩特的個人自主性及反共同價值之說，可以視為經濟菁英捍衛自己權益的代表立場。其背後的菁英心態值得探討。
「你們這些權貴與我們這些大多數人」
柏林洪堡大學政治理論與思想史教授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接受媒體專訪，認為巴拿馬文件所揭露的不只是經濟犯罪的問題，還是菁英心態轉變的問題。
明克勒曾與幾個政治學者一同編輯撰述一本研究菁英行為與心態的書《變遷中的德國菁英》（Deutschlands Eliten im Wandel），在該書中他從思想史分析菁英作用的專文〈論菁英對社會的利弊〉（vom gesellschaftlichen Nutzen und Schaden der Eliten）指出，歷史上可以看出菁英並無本質上的好壞，而是在某些條件下，對社會產生好或壞的影響。例如菁英造成了第一次、二次大戰及納粹政權（或至少說無能阻止），但是菁英也推動了戰後的政治穩定、經濟復興及群體福祉。
明克勒指出，今日的經濟菁英普遍上相信自己對於共同福祉的貢獻已經夠多，對於國家的貢獻已經夠多，多半無所不用其極地減少自己在共同體中的責任，而忽略了自身得利於社會的部分。但是，這種共同感的減弱，也受到今日國家形態的轉變。19到20世紀民族國家的成型，甚至國家間戰爭，強化了個人對於國家的共同感，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哲學家維根斯坦就捐款給祖國奧匈帝國建造迫擊炮。但是在全球化的後國族時代，愛國心與民族主義顯得如此不合時宜，公共利益如此不合時宜，自利才是最高價值。
明克勒觀察到，政治或經濟菁英利己行為推動了社會民意中的右派聲音，因為一種「你們那些權貴vs我們這些平民」的印象愈來愈被強化。這種印象在一般人心中愈來愈揮之不去，長久下來除將導致社會對立加深；社會中不同身份、族群的公民，也將拒絕彼此溝通；而民主國家的正當性將逐漸被瓦解，因為民眾相信，國家為權貴所掌握，也只為權貴服務。
達姆斯塔特科大的社會學者哈特曼（Michael Hartmann）曾寫了《歐洲的菁英與權力》（Eliten und Macht in Europa），研究戰後歐洲各國菁英的產生與轉變，他的跨國研究指出，雖然戰前歐洲的菁英已經在政治經濟上有極大的權力，但是人們多能辨認菁英與當權者之間的曖昧共謀關係；而在戰後，菁英逐漸在媒體上以正面的形象出現，人們忽視了菁英在掠奪並鞏固財富上的負面影響。該書確認了一個我們似乎都信之不移的命題：在一個菁英階層僵固化、同質化的社會裡，貧富差距也最大，而社會階級流動（der soziale Aufstieg）就越是希望渺茫。
在這種氣氛下，本來強調社會團結的德國，人們愈來愈焦躁不安，質疑在克服貧富差距與階級對立上，政府是不是袖手旁觀，或甚至只為了菁英階級服務。而最後，更以階級對立激烈化的方式，來回應這個階級對立的難題。一個明顯的例子：今年上半年德國各地方選舉中，右派政黨「德國其他選項黨」（AfD）在選戰中不斷操作「你們這些權貴與我們這些大多數人」之對立語彙，大獲支持，甚至有一躍成為關鍵第三黨的氣勢。可見德國社會一股不滿的民粹勢力滋長中。而這次巴拿馬文件內容，無疑更加深了人們此印象。
他們可以，為什麼不？
巴拿馬文件、佔領華爾街運動、佔領歐洲央行運動……這些事件指出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全球化世界裡，階級抗爭激烈化及暴力化。有什麼解決方案？出路何在？社會正義仍然可能嗎？
德國不是沒有過財稅資料透明化的討論，財政部長也屢屢提出追稅是德國財政目標，可是所謂財稅正義問題，一直無法被真正落實。一來富人們擁有大量政商資本，可影響財政政策，二來德國的基本價值也不只有社會公平而已，還有隱私、企業自由等，孰輕孰重，一直也有不同聲音。此外，政府在面對跨國財團時，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及擴大就業，往往甘為共謀──德國巴伐利亞邦財稅官員即在匿名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只有數字太可疑時財稅局才會去查企業的稅，否則一般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財稅局認為這是「促進經濟」（Wirtschaftsförderung）；或者，即使不為共謀，政府也無心或無力對抗──媒體調查即指出，德國星巴克咖啡從2002年到2012年，根本不在德國繳稅，而亞馬遜、IKEA等大集團，都有類似的「避稅」問題。
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知名的節目「今日脫口秀」（heute-show），4月8日討論了巴拿馬文件及其他稅賦問題。主持人指出，光是在2009年到2014年之間，IKEA在歐洲透過各種避稅手段，就「節省」了超出10億歐元，他問：「我實在不了解，為什麼這些大財團在德國都繳這麼少的稅？」另一個主持人睜大了眼睛，不可置信的樣子說：「這還需要問嗎？為什麼狗會舔自己的蛋蛋？因為牠可以啊！我們的立法者允許這些財團逃稅，他們可以，為什麼不？」
柏格指出，目前在追求全球稅賦正義的道路上，雖然政府多仍只願配合那少數權貴累積財富，可是仍然有許多智庫、非政府組織、學者專家提出可觀的研究與分析，指出問題所在，並研擬改革方案。這些方案受到某些利益團體反對，因而難以推行，現在隨著巴拿馬文件被揭露，民氣可用，應該對政府施壓，確實追求社會正義，而不再淪為財團傀儡。這是困難、卻對民主健全穩固不可少的工作。
德國政府在巴拿馬文件揭露後，即面對極大壓力，也警覺逃稅（或避稅）問題將對社會帶來多大的傷害，宣示未來將強化落實稅賦正義。畢竟德國憲法明訂「社會國家原則」（Sozialstaatsprinzip），必須落實社會公平與團結，而現在的不平等情形如果繼續惡化下去──繼續允許富人繳稅愈來愈少，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反而必須支撐這個福利國家；允許政府與權貴合作，透過最有利富人的資金流動方式，以窮人為犧牲對象，極大化權貴資本，而窮人與窮國在這種失衡政治經濟體系中，永無翻身之日──所謂的社會國家必然瓦解。
美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等歐美國家宣布將強化查緝這些境外公司；巴拿馬總統也已經宣布，將參與國際資料交換合作，以洗脫巴拿馬的逃稅天堂惡名。OECD的稅務專家與高階官員們，也會前往巴拿馬研議透明化與合作事宜。德國司法部長馬斯（Heiko Maas）另已宣布，將建立全德透明化資料庫，強力規範這些境外公司財務結構透明化，資金何來、所有人是誰，都不得隱瞞。為推動透明化，並將修改洗錢防制法，以為此政策建立法源。行政及立法者已經動作，盼改變「他們可以，為什麼不？」的結構。這次的揭露，也許真能是全球稅賦正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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