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應該被代代傳承下去
收到德國聯邦內政部轄下「處理東德共產獨裁事宜之聯邦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印贈之2016年年曆，這本年曆的封面寫著「以記憶達成使命」，明顯點出該基金會對記憶在後獨裁時代的克服過往工作如何重視。年曆在2016年的每一天欄位開始處，都記錄了1956年的那一天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例如共產政權下的蘇俄、東德與東歐情勢，冷戰的重要事件、言論等。基金會盼我們每踏入未來新的一天，都能記得過去這一天，六十年前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記住那些我們從未知道、或者早已忘記的歷史。
內政部長德麥齊爾（Thomas de Maizière）在這本年曆導言中提醒我們，60年前，東德成立了國家人民軍，擁有了獨立軍隊，因而擁有不依賴蘇聯軍力就能自己打壓抗議運動的能力；而那一年，同為共產主義政權的波蘭與匈牙利人民爭取民主化，後來卻被蘇聯紅軍所鎮壓。20萬個不滿共產獨裁的人民，在軍隊關閉邊境前逃到了奧地利。這本年曆中記錄的各種壓迫、反抗、鎮壓、流亡等大小事件，呈現了德國與歐洲如何緊密相連，而也能為歐洲現況及未來的問題提供答案線索。他強調，「犧牲者不能被遺忘，記憶應該被代代傳承下去」。
記憶，一直是德國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概念。而德麥齊爾這句話點出了，記憶的必要，不只因為攸關於後威權時代的轉型正義問題，還連結了過去、現在與未來，能夠為「不同世代如何共存」這樣困難的問題找到答案的線索。
什麼樣的記憶，早已經沉沒在時代的檔案庫中，但其實應該被代代傳承下去？我們遺忘了什麼攸關這個國家如何能夠走在正確方向上的線索？上個世紀的那些人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的生命史，我們為什麼要知道、並且記得他們的記憶？最近我去過的一個關於世代對話與記憶敘事的展覽，處理了這些議題。
長者的圖書館
藝術家希古松（Sigrid Sigurdsson）與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合作，從2000年起發起一項「長者的圖書館」（Die Bibliothek der Alten）計畫，召集了一百位與法蘭克福市緊密關聯的市民長者，讓他們提供自己擁有的最足以代表20世紀的個人物品、文件或創作，把這些資料蒐集整理為圖書館，讓未來的世代能夠一窺他們曾經活過的時光。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的一角架出了這個圖書館，從2000年開始每年再邀1到2位長者參與，直到2105年止，這些作者呈現的歷史將跨越三個世紀。
希古松是德國當代重要的藝術家，創作的主題都纏繞在記憶與歷史間的關係，而這次她的計畫，更透過各種記憶敘事，探問世代對話以及共存的可能性。長者的圖書館是一個傳遞世代記憶的媒介，每一個長者關於法蘭克福的個人生命敘事，交錯而出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面貌及歷史。每個人都說自己的故事，也成為他人故事的一環。他們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你想對你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說些什麼？你想讓他們看見什麼，好讓他們知道你的生活、你的苦痛、你這一生所經歷的一切？你想發出什麼樣的跨越世代的聲音？你想讓未來怎麼記住你的世紀？
這是一個公開的時光膠囊。每週二，也會安排一位長者在圖書館裡，直接面對那些窺看他們生命軌跡的讀者們，面對面談話。這些交流、這些書籍、日記、照片、信件、學術稿件、影音光碟等等，一同構成了多樣而深刻的印跡。有些人的故事看了真令人落淚，原來這座城市裏住著這些不平凡的平凡人，各自以自己的微小力量對抗著歷史強加的宿命、對抗著那麼巨大的國家民族的無情啊。
「抵抗法西斯主義的保護牆」
我細看了一位女性長者的記憶，她的名字是多莉絲．以利安（Doris Illian）。多莉絲展出她生命中的最艱巨的1960年代，那也是整個國家被迫承受離散命運的時代。1937年，她出生於柏林，在戰後的東柏林共產主義社會裡成長。1960年2月29日，在藥局擔任助理的她，認識了來自法蘭克福的年輕大學生路德維希．以利安（Ludwig Illian），她暱稱她為路茲。路茲是學機械的，利用寒假到柏林打工架設電信設施，兩人在舞廳裡認識，一見鍾情，一個西德的虔誠天主教男孩與一個東德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無神論女孩，就這麼穿越了文化隔閡，開始了自己的愛情故事。那天晚上多莉絲回家告訴母親：她認識了一個很好的男生，那可能是自己此生的伴侶。那個寒假，兩人足跡遍及柏林每一個角落──當時雖然有東西柏林，但還沒有圍牆，兩邊的人民可以穿越邊界往返，甚至有些東柏林人在西柏林上班。他們每天膩在一起，什麼都聊，包括以後的生活、要辦什麼樣的婚禮、要生幾個孩子。路茲也拜訪了多莉絲的父母，每個人都喜歡這個法蘭克福來的年輕好看又親切的機械系學生。暑假，路茲又來到柏林，與他的愛人相聚。那個夏天兩人訂了婚。隔年，路茲畢業，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7月21日，兩人在柏林舉辦婚禮，路茲先回法蘭克福，7月31日多莉絲向東德政府提出依親申請，擬搬到法蘭克福相聚。他們以為幸福的日子就在眼前，未來如此美好。
只是，1961年的8月13日，一夕間東德架起了柏林圍牆。多莉絲的申請被駁回。兩人新婚不過3週，在圍牆兩岸，承受著此生恐再也無法相聚的宿命。
戰後東德成立後，許多不願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人們逃到西德，1945年到1961年間約有350萬人，尤其是1959年後，冷戰對立局勢加劇，更多人湧入了西邊。這多年來逃到西德的幾百萬人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世代，直接地造成了東德勞動市場動盪。1961年有16萬5000人從東德逃亡西德（那大約等於當時整個東柏林的人口），光是7月就有3萬西逃者，東德國本動搖，採取激烈行動勢在必行。
莫斯科再也無法忍受東德人民「用腳投票」，否決了共產主義的正當性，遂於1961年8月3日作出決議，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必須被嚴格控制。8月12日深夜，東德加派軍警，限制了邊境出入；13日，鐵絲網與拒馬被架起，柏林圍牆開始施工。政府下令擅自跨越邊境必須開槍，8月份就不知有多少西逃者被射殺於邊界。後來一張讓人激動的照片記錄了那些日子：13日那天，一個奉命看守邊界的東德士兵，發現了一個走失的來自西柏林的小男孩。士兵違反了長官的命令，憂心懼怕看著四周，但無比勇敢地拉起了鐵絲網，讓小男孩回到西柏林與家人團聚。士兵以自己生命為賭注，展現無比的勇氣拯救了一個孩子。不知名攝影師拍下的這一刻，已是那段無情歷史上最有情、最讓我們動容的瞬間。（士兵的勇敢行動還是被長官發現，後來被調離邊界部隊。何去何終，無人知曉。）
多莉絲沒有士兵為她拉起鐵絲網，她也不能夠這樣逃過邊界。她結婚前已經看到了人心惶惶，但是家人在東柏林，倘若她選擇流亡，日後將不可能再回來，必須永遠與雙親告別，因此她與路茲決定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以依親方式合法移居到法蘭克福。她以為法律可以保障她的幸福。
鐵絲網被架起的隔天，在寫給路茲的這封信裡，我讀到了一個在國家威權下束手無策、憂懼不安、卻又勇敢的女人：
「我坐在這裡，該對你寫些什麼，我毫無頭緒。我也不確定，這封信什麼時候會寄達。一切都這麼不確定、這麼讓人恐懼。親愛的路茲啊，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到底所謂希望，是什麼意義。我們都知道，我們得做的事情絕不容易，可是這兩個世界的分隔，會達到多巨大的程度，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我手上也有一張印著布蘭登堡大門的信紙，可是現實中的布蘭登堡大門，早已與信紙上的這張圖不一樣了。事情，未來會如何發展呢？
明天我會去市政廳，看看我的申請是否有下文。每一個可能有消息的地方，我都會立刻去打探。我的思念引領著我，也給我力量。別為我擔心。」
接下來的日子對多莉絲來說簡直是卡夫卡的小說情節，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困在牆的這一邊，想到彼岸去，卻不知出口在哪裡；她奔走在各個單位，沒有人能允諾，每一個人都拒絕她。從那天起，她也開始了與路茲幾乎每天不停歇的通信。在這個長者的圖書館裡，她放置了柏林圍牆設立之後兩人的通信、電報、路茲來訪的通行證、糧票等文件，以及一封一封政府發來的駁回公文，清楚記述了新婚後那段時間的甜蜜、焦慮、悲傷、無助。多莉絲向市政府求助，收到的回信永遠都是愛莫能助。東德政府告訴她，她的先生必須遷居東柏林，否則不可能有家庭團聚的希望。但是路茲才剛剛開始工作，必須照顧同住的母親及祖母，不可能來到鐵幕的這一邊。她不斷寫信求助，不斷收到回函，每一個字都直接刺入心臟：「我們的決定具最終有效性。鑒於目前政治情勢，您的請求不被允許」、「有關您與您先生的請求，我們所做的決定，毫無任何改變可能。但是我們樂意在您先生搬遷至東柏林一事提供必要協助」......
除了書信往返外，她在一次一次遭拒後都拍發電報給路茲。1962年年初，不知收到第幾次市府的拒絕後，多莉絲在電報上寫著：「不成功。會繼續保持希望。盼你們大家都好。多莉絲。」這個勇敢頑強的新婚女人，繼續打遍所有能打的電話，甚至寫信給東德國家主席與內政部。路茲只能偶爾來看她，穿越重重官僚主義的障礙，申請通行證，行過圍牆，在那一方相聚24小時後，又得回到法蘭克福。
1962年年末，多莉絲發現自己懷孕了。當時大家都說，東德政府更不可能允許讓孕婦離境。她為了丈夫跟小孩，更積極四處求助，最後於1963年1月，奇蹟發生了，國家機器為她打開了一個窗口，寄出了同意移出公文，當天她發的往法蘭克福的電報這麼寫著：「獲得許可。規定於3月30日前離境。對所有人致上愛。多莉絲。」
他們在柏林圍牆堆砌起來後，與自己的國家奮戰了十八個月。東德政府稱那是「抵抗法西斯主義的保護牆」（„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但是，牆的這一端，才是真正必須與之奮戰的法西斯主義。突破了那道「保護牆」之後，迄今五十幾年，他們一直生活在法蘭克福市郊的小鎮，沒有再分離過。因為他們比誰都更清楚，相愛的人能夠相聚，得克服不知多少難關。
「人們不會相信你們，而是相信我們這些謊言者」
坐在圖書館裡，讀著這一對平凡夫婦的生命史，看他們必須承擔整個國家民族的悲劇，一種寒涼的懼意襲來──個人如此渺小，面對國家機器的巨大，誰逃得了？這還是被藝術家挖掘出來的記憶，而那些無數的無聲音的、不被看見的受害者呢？整個德國的沉重，就在那圖書館裏每一個不同市民的生命痕跡中交錯出現。這些跨越時代的聲音，使觀看者不得不提出這些問題：我們是不是太過於安於我們自己的時代，而忽視了我們的父輩母輩們的痛楚？我們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然而我們多只願記憶我們自己的歷史，對於前人──亦與我們同為共同體的成員──之記憶，輕描淡寫地掠過，甚至略過。
二戰後，德國傾全國之力推動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政治及文化工程，透過各種紀念碑、博物館以及展覽、書寫等工作，面對自身的法西斯歷史。然而，後代的德國人們也問：我們並未參與那場罪行，為什麼我們總是必須不斷被召喚回那場戰爭？為什麼我們必須記得那其實我們自身未在其中的記憶？
一則殘忍而真實的故事，也許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義大利作家李維（Primo Levi）在他的《湮沒者與被拯救者》（Die Untergegangenen und die Geretteten）一書中，描述這樣的場景：所有的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敘說的經歷。他這樣描述一個納粹衝鋒隊員對他說的話：
「不管這場戰爭最後會有什麼結果，我們早已經戰勝你們了。而即使你們之中有少數人得以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你們。也許會有懷疑、討論、歷史研究，可是人們永遠無法確認，因為我們會將證據連同你們一起摧毀。而即使有什麼證據或某個倖存者留下來，全世界都會說，你們所敘說的那些事件，實在太過恐怖，恐怖到失去了可信度；大家會說那是盟軍的誇大其實。人們不會相信你們，而是相信我們這些謊言者。有關集中營的故事，我們才是被引述者。」
這樣的恐懼如鬼魅般糾纏著李維一生，這本書出版後半年，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記憶、歷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後殖民、後戰爭、後極權時代推動克服過往工作無法忽視的問題。「真實為何」這樣的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因為真理的場域總是政治的及動態的，歷史被再現的方式總是與這些問題相關：誰的記憶被呈現？以何種方式被呈現？誰的記憶又被遺忘、誰沉默不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記憶，為了什麼樣的目的？這些問題對於這個世代如此重要，因為我們不願生活在一個疏離的共同體裏，我們要主動地與這個共同體的知識、環境、習性、氛圍、信念對話甚至交鋒，我們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所有那些國家、政府、黨派所書寫的歷史，都必然有可疑之處，我們必須突破各種主導的詮釋力量，辨認謊言者以及真正的受難者，細讀充滿各種痛苦畫面的底層人民的記憶。因為我們有責任及義務，確保這個政治秩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我們，都走在正確的方向，而使這個共同體中一切先前的錯誤永不再犯。
因此，這些倖存者所發出的跨世代之聲，我們有聆聽的倫理責任，這種記憶再現的工作不只為了呈現歷史，而更是確保那場浩劫「不再發生」（nie wieder）的永無止境的政治及文化工程。這也是「長者的圖書館」計畫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書寫歷史，而是敘說那些不可敘說的，再現那些我們真正應該引述者。因為這個國家當初犯下的罪責，今人雖非共犯，但那也是個人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一部分，是我們所生存其中的共同體之一部分。我們無須一肩擔負，但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回憶（Erinnerung），也決定了我們內在自我構成（Er-Innerung）。倘若這個世代不願放任謊言者戰勝，不願加害者之「證詞」決定了這個政治秩序與價值，不願我們成為我們所憎恨的兇手，那麼我們必須仔細聆聽、閱讀這些讓人坐立難安的證詞。對於那些經歷過太駭人的威權時代的倖存的生命，我們每一個人在此意義上都虧欠他們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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