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0月以來，德國各地爆發了多場名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愛國歐洲人」（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簡稱Pegida）的反伊斯蘭遊行（下簡稱「反西方伊斯蘭化」），其中以德勒斯登的遊行規模最大，吸引了近兩萬人上街，抗議德國政府因為接納越來越多來自伊斯蘭文化區的移民或難民，危及原來以基督教文化為主的德國。原先輿論以為這個運動不成氣候，然而其聲勢越來越大，上街民眾越來越多，且不僅是極右派勢力，連一般德國人也舉著標語呼喊保衛西方價值。
這場運動，幾乎佔據了這幾個月來的主要媒體重要版面以及成為政論節目的主題。政界、學界及新聞界對於如何看待、如何因應這場突來的運動仍多所激辯，但是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場定調為保衛西方的運動，是長久以來德國民意積累後爆發的結果，根據《焦點雜誌》(Focus)做的民調顯示，14歲到29歲階層的德國民眾中就有高達14%支持該運動。這場運動是德國民眾面對國家在歐盟一體化時代中必須承擔歐債、難民等各種外來挑戰的直接反應，其後勢仍將源源不絕，甚至可能重寫德國政治版圖。
反對外來者，在德國歷史甚至全人類歷史中，從來不是新的產物；然而該運動與近年來德國的反外來者聲浪不同在於，首先該運動提供一個接合各種政治勢力的媒介，串聯了中間階級、右派甚至左派，其次，支持者不停留在反移民、反難民等直接單純的訴求中，而是定調為文化政治鬥爭，提出西方基督教文化正在岌岌可危中的警告，因而在論述力道上更強大，也更能佔領媒體版面。現在德國知識界儼然已經形成針對該運動的政治文化爭辯甚至思想、歷史討論。
反西方伊斯蘭化不僅是宗教立場殊異，還是文化鬥爭(Kulturkampf)，這是多年來德國知識界熱愛的經典議題。「反西方伊斯蘭化」的名稱中出現了一個幾乎只出現在學者書寫中的詞：Abendland(西方)，此字意指夜間(Abend)之國(Land)，也就是日落處的西方；相對於Abendland的德文是Morgenland，晨間(Morgen)之國(Land)，日出的東方。文化史史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之衰亡》(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就用了這個西方概念。斯賓格勒在1918年一次大戰剛剛結束時首次出版該書，他將歐美國家定位為西方，與世界其他七種文化比較，指出西方中心的時代將結束。該書出版後影響甚鉅，但斯賓格勒並非首次提出文化鬥爭論的思想者，早在浪漫主義時代，哲學家黑格爾就已在其歷史哲學中對列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及不同發展道路，西方與東方鬥爭的概念可說不斷纏繞著德國知識界的思考，直到今天依然。斯賓格勒只是強調了西方文化將在鬥爭中失敗的悲觀論，「反西方伊斯蘭化」接續著這個悲觀論，丟出了這個議題：西方，是什麼樣的文化？我們西方人，要不要、以及如何在危機中保存這個文化？這些議題是長年來德國思想深層的暗流，現在湧現到了街頭、媒體、政治領域中，倘若僅僅以簡單的反動論、仇外論視之，則將錯失焦點及因應之道。
《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記者漢克(Rainer Hank)撰寫「反西方伊斯蘭化：『西方』始終是一個戰鬥概念」(Pegida: “Abendland” stets ein Kampfbegriff)一文，考掘「西方」這個概念如何在德國政治史中被部署，並成為各種政治勢力區分敵我的武器。他指出，德國思想界自浪漫主義時代以來，不斷闡述西方概念，影響學界及政界甚鉅。納粹與基督教甚至在「西方」概念下結盟，因為這兩股政治勢力都認為自己是「西方」之代表，有必要在面對來自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入侵時，起而保衛西方；納粹便在此訴求中，正當化對歐洲的佔領以及對東歐及蘇聯的戰爭。希特勒於1943年的命令即說：「部隊必須堅守陣地，戰到最後一兵一卒，這種英雄的堅守，將完成對於建立防禦戰線、以及拯救西方的不朽的貢獻。」希特勒始終相信「西方」的神聖性，相信自己統一歐洲的大業乃是在對抗來自東方的異族。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這種對於非基督教的東方之敵意，使得納粹與教會站在同一陣線抵禦蘇聯，然而，這種文化保守的「西方」，並不包含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對於極右派保守主義來說，美國所代表的任意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物質主義也是「西方」之敵，是「第二道前線之戰」(“Zweifrontenkampf”)。而終戰後，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之戰並未停止。不像「帝國」(Reich)這樣的納粹化概念在戰後政治場域中被摒棄，「西方」來自德國文化高峰時期的浪漫主義論述，其思想力道仍然影響戰後政治語彙，1946年《新西方》(Neues Abendland)期刊的發行，可見此概念從未消失。戰後的「西方」轉而視納粹為西方之敵，討論的是如何清算納粹遺緒，以確保歐洲價值的延續，或者以哲學家雅士培斯(Karl Jaspers)的說法：如何面對罪責(Schuld)問題。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關於重回「西方」的討論中，出現了這樣的方向：自中世紀以來的世俗化及啟蒙，造成基督教逐漸式微，價值真空，群魔佔據了終極價值褪去後的地位。「西方」，是一個前現代的信仰共同體。因此，「現代」(das Moderne)成為可懼之物，也成為美好的傳統精神生活式微的罪首。哲學家海德格便曾連結納粹之暴行與現代性、世界的技術化。最後，反省納粹，竟然走向了對現代性的畏懼，並希望回到前現代的基督教和諧中。
然而，漢克指出，這樣的基督教想像一廂情願，所謂的西方一體從未出現，在對抗伊斯蘭的十字軍東征中，歐洲國家也未曾立場一致（事實上，原來崇拜各種日耳曼神祗的德意志民族原來也被羅馬視為異教徒，所以當今日德國人訴諸基督教的西方文明而呼籲抵禦異教徒，不能不讓人生疑）。但是，歷史上，各種彼此競逐的勢力還是訴諸「西方」，這個概念體現了對外來他者的敵意與畏懼，接合了敵友版圖：「西方未在『真正的』地理歷史中出現，而是來自不安的、保守的德國公民的腦海。」
漢克點出了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的情緒：不安。韓裔哲學家韓秉珠(Byung-Chul Han)也在《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上評論，在這個不安的時代，人們需要一個假象的敵人，以處理自身的畏懼。這場運動乃是「恐懼的外化」，恐懼何物？一種對自身的懷疑(Angst um sich)，舊時代的革命今日不再可能，因為階級鬥爭轉化成了與自身之鬥爭，通常也將告失敗，我們開始懷疑自身，卻不去懷疑社會、系統的合理。這樣的對自身之懷疑，也成為對於現代性感受到的的模糊不快—在這個已經除魅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裡，我們必須要成為成就之主體(Leistungssubjekt)，卻以失敗告終。而建構一個敵人，能有效地處理自身之失敗與恐懼，因為這種癱瘓自身的失敗，不再只能藏在我們心底，可以被外在化，減輕甚至被治癒。這是尋找替罪羊以解決自身挫敗不安的邏輯，早年猶太人的角色今日被穆斯林替代。此外，失敗的主體(們)也藉由標識想像的敵人，讓自身在新的自我與他者關係中，重回這個一度放逐他們的社會。他問：倘若敵人不是在想像中被建構出來，何以這場運動竟然發生在幾乎沒有穆斯林的薩克森邦？
2014年12月31日，總理梅克爾發表了新年談話，她敘述了德俄關係、歐洲安全、對抗伊波拉病毒、對抗恐怖主義等德國重要國際政治議題，但更重要的，向來避免針對民意對立嚴重的棘手內政問題選擇立場的總理，也罕見清楚地針對「反西方伊斯蘭化」向全德國呼籲：「我們當然要幫助並接納那些來這裡尋求避難處的人們。」她指出，恐怖主義的猖獗造成無數難民的生命危險，而包括德國在內的自由世界決心與恐怖主義對抗，因而，幫助難民不只是德國義務，更符合德國的利益。東德人在25年前上街頭呼喊「我們是人民」，結束共產暴政，正是為了打造一個孩子能夠無憂無慮長大的德國，而難民來到德國，其後代得享自由與安全，正體現了德國的人權價值。她批評：今日的示威者上街呼喊「我們是人民」，但是這些人實際上以這句口號向難民道出了，「我們」才是人民，而「你們」不是，因為你們的膚色或宗教與「我們」不同。梅克爾疾呼：「因此我要向所有想參加這示威的人說：不要聽隨那些人的召喚！因為他們的心中往往都是偏見，冷漠，甚至仇恨！」
韓秉珠認為，梅克爾將焦點定在仇外的仇恨情緒中，於事無補。問題之根源是人民之間深層的挫敗、恐懼及不安，以及由之而來的對社會喪失信賴感、及被排除感。這些示威者面對的是自身的認同危機，而他們呼喊的「人民」（或者他們自居的「西方」）正是一種重建認同的機制。梅克爾以及柏林政壇所見到的穆斯林是在真實領域的活生生對象，並非在想像域中建構出來的他者，因此錯認了「反西方伊斯蘭化」的敵人。梅克爾無法理解，穆斯林為了讓孩子安全長大，來到德國尋求庇護，這有什麼好反對？殊不知，不安的示威者針對的不是那些生活在周遭、與你一同看足球、一同在小孩學校門口聊天的穆斯林移民或難民，而是那些從不存在於真實域的敵人。
那麼應該怎麼面對「反西方伊斯蘭化」？也許韓秉珠的觀察確實值得參考。目前柏林政壇忽略這場運動是一次政治事件，將之定調為右派保守勢力的反撲，並期待以相應的社會力量解決此波運動，而輕鬆地擺脫了應負的責任。但是，從思想史觀察，這場運動的訴求並非是單純的仇外而已，而是在意識形態戰場上以及政治版圖爭奪中，利用「人民」、「西方」等認同機制，重新接合新敵我關係，而這種敵我關係，絕非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是傳統左派右派的對峙，而是跨越各種黨派勢力的「重新保衛西方」、「重回社會」的不安呼聲。在「反西方伊斯蘭化」中已經可以看到，其支持者除了德國替代方案黨(AfD)、德國國家民主黨(NPD)、新納粹等右派或極右派勢力外，甚至也吸引了部分左派，因為左派批評美國的擴張及軍武必須為今日世界難民問題加劇負責。而梅克爾的姐妹黨基督教社會黨(CSU)也反對梅克爾的立場，在接納難民問題上希望更嚴格，呼應了街頭民眾的訴求。所以「反西方伊斯蘭化」不只是一場右派的示威遊行。正如同當年教會與希特勒一同想像蘇聯這個敵人，一同保衛「西方」；今日的德國，呼喊「西方」的人們—不管是右派左派—也正一同想像着敵人。
所幸，「西方」的文化詮釋權並未被這場示威獨佔，各方仍積極在思想戰場上交鋒。「反西方伊斯蘭化」的發起人呼喚群眾，在12月23日晚上，上街齊唱耶誕歌曲，盼藉由基督教共同體的精神連接，展示對抗伊斯蘭的統一戰線。但是，德國的教會對該運動表現出的仇外情緒保持戒心，新教教會理事會主席暨神學家胡貝爾(Wolfgang Huber)便認為「反西方伊斯蘭化」與基督教價值並不相容，呼籲基督徒抵制；天主教會也呼籲反外來移民的人應該多與難民接觸，以理解真正的苦難為何，而接納難民更是基督徒義務。社民黨的教會事務部門也批評「反西方伊斯蘭化」高唱耶誕聖歌讓人無法忍受，因為他們忘記了基督教的博愛精神。除了基督徒，猶太人也表示了抵制態度，猶太人中央委員會(Zentralrat der Juden)主席修斯特(Josef Schuster)在《時代週報》(Die Zeit)上表示，「反西方伊斯蘭化」認為德國正逐漸伊斯蘭化，而使得伊斯蘭實質上成為德國國教的說法，就跟由德國有極右派推論到納粹即將再次掌權一樣荒謬。目前德國反「反西方伊斯蘭化」的串聯也漸漸可見，耶誕節前夕全德超出兩萬民眾上街，反對將伊斯蘭作為假想敵。
科隆大教堂的大主教伍爾基(Rainer Maria Woelki)在其新年致辭中說，「那些『反西方伊斯蘭化』的支持者認為他們必須保衛西方，但是他們針對的那些人，其「赤裸生命」(naktes Leben)卻確實僅能夠在德國被拯救。」這些毫無保護自己可能的難民，今日又為了「反西方伊斯蘭化」的「西方」，再次被犧牲。伍爾基呼籲基督徒都應深思何謂西方，「倘若我們自我封閉，則根本無法保衛西方。」確實，我們必須回到真實世界，面對每一個赤裸裸的生命，力抗「反對西方伊斯蘭化」標誌出的二元論：西方國家對抗東方國家，以及基督教文化對抗伊斯蘭文化。我們應該直視這虛幻的二元論背後的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並認清所有集體的口號與意識形態標語都只是動員手段，都只是尋找替罪羊，以治療我們在這時代的失落與不安。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9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