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我們總期待法律能與時俱進，國會能提出進步法案，以保障人民權益，帶動社會進步。與此同時，法制面的闕漏與不足，卻也每每成為妨礙社會進步的理由，成為政府用來迴避進步倡議的藉口。
社會進步不能僅僅仰賴立法，法制面的缺失更不該成為阻止社會持續進步的絆腳石，這道理不難理解，但要突破既有結構卻不容易。現實上，在既有法規限制下，非政府組織的政策發想與倡議，想獲得社會認同或影響國會修法，都要面臨多重壓力與挑戰，如何突破進而取得進展，對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來說更是一大考驗。
家長參與、親師合作，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我們常說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與矛盾，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就是一個典型。開展親師合作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符合中小學教學現場期待，鼓勵並保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國教政策從國家教育權走向國民教育權的體現，早已明訂於《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中。不過，保障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理想並不容易落實。
《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3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國民教育法》第20-2條第1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為維護其子女之權益，應相對承擔輔導子女及參與家長會之責任，並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人格權，有參與教育事務之權利；其參與方式、內容、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9條：家長得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其參與方式、程序及相關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對國民教育權、家長參與教育的保障可謂洋洋灑灑，難的是，前揭規定卻無助於提高受薪家長的教育參與。以每學期一次的「學校日」為例，就算學校刻意在假日或晚間辦理親師日活動，還是有不少家長難以出席。為提升家長出席率，有些學校甚至祭出「替孩子記嘉獎」的誘因。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教育基本法》對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精神，並不容易落實。
反思階級與教育的關係
應該務實承認，儘管法制上保障了家長參與學教育的基本權利，但現實上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機會並不均等，家長社經背景還是影響他們參與教育事務的關鍵。不僅是學校日的出席情形，包括擔任家長代表、家長會長、以及學校各項應該有家長代表參與的委員會，例如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等，乃至於代表家長參與校長遴選等，階級因素都是左右家長是否成為代表的關鍵。
於是乎，教育基本法保障的家長參與權，不僅現實上難以落實，甚至已然出現階級連動。理想上，教育應該發揮促進階級流動的作用，可實際上，學生升學選擇、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均與家庭社經地位息息相關。只有減少受僱者參與子女教育事務的阻力，才有機會減緩階級因素對教育的衝擊，所謂的家長參與權也才不至於淪為形式上的公平。
正因為如此，政府不應僅是消極地宣示學生學習權、家長參與權機會均等，更須嚴肅面對參與權並不均等的事實，並提出具體作為消弭階級因素對教育的影響。
兩個途徑：法制化與企業社會責任
確保不分階級的家長都有平等參與教育事務的基本權益，不僅有助於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也是讓教育保有階級流動機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一步。除了推動修法以保障家長參與教育機會均等，在強調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現在，國內更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動將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指導方針，建議有能力的企業主主動保障員工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權利。
筆者建議，可以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之後加上以下兩點：
．受僱者出席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及幼兒園子女之學校家長日、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安置會議等，得請親職教育假，全年以1日為限。
．家庭照顧假及親職教育假，均不併入事假計算，並給付薪資。
而除了法制上的研修，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的作法或可借鏡。有感於親師合作對教育與孩子的重要性，10年來，全教總主動給予員工「親職教育假」，方便會務秘書出席學齡子女的學校日相關活動。今年教師節，在全教總倡議下，親職假理念獲得多家企業、全國牙醫師公會與20多位朝野立委響應。台灣少子女化問題嚴峻，學校教育品質是確保優質勞動力的關鍵。企業主可以好好思考如何更具體的鼓勵員工參與子女教育事務，讓員工免於後顧之憂，創造員工與企業的雙贏。
少子化已成為國安危機，更顯教育對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是時候了，請以具體作為減輕勞動家長負擔，請以具體作為消弭階級對教育的影響，家長參與教育機會均等，不妨從給予受僱者「親職教育假」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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