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屆金馬獎辦得懷舊又熱鬧,被不少人認為是史上最成功的金馬獎頒獎典禮。特別是最佳影片獎頒給了過去幾乎不曾出現在我們世界電影地圖中的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似乎更喚醒了台灣與金馬獎在華人市場中的相對地位的思考。

有這麼一個在華人圈歷史最悠久、最具有權威性、可能也是最具備開放性格的電影獎項,一時之間,可能會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彷彿又回到那暌違已久的、我們有自信心要成為華語文或是亞太的各種中心的那個年代。

但是晚近一、二十年,我們面臨的真實景況卻是:華人文化的解釋權,逐步落到中國大陸手中(這只要想想,現在的外國人想學中文、書法或是功夫,會先想到大陸還是台灣?),甚至我們覺得八竿子打不著的韓國,三不五時也要來分食這塊大餅;中國大陸則是逐步從仰賴台港的影視文化產品,漸漸地建立起自己的影音文化產業,而且規模與產值膨脹的速度相當驚人;我們台灣自己呢,則是本土意識覺醒,愛台灣熱情壓過其他的文化意識發展,這幾年能在台灣狂銷熱賣的電影,從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艋舺、陣頭、大尾鱸鰻、總舖師到最新的看見台灣,幾乎都是以台灣特殊的風土民情為題材,但是這些片子在海外(包括其他華文地區)的表現都只能算是普普而已。

如果我們把文化產製的市場簡單分為台灣本土、華語文市場、以及世界全球三個層級,過去瞄準華語文市場的邏輯是,與歐美強勢語文國家競逐全球市場太過困難,我們在華語文市場有同文同種的優勢,而且這對西方國家就倒過來是個文化的壁壘與障礙,在這樣的市場當中,我們應該可以打開一個大於本土、小於世界的中階市場。

這樣的邏輯聽起來相當合理,為何我們執行起來,卻似乎與原訂的目標漸行漸遠?策略大師邁可波特(Michael Porter)說,基本策略只有兩種──低成本與差異化,最糟的狀況則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卡在中間」(stuck in the middle)。

台灣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我覺得與邁可波特的陳述正好相反──台灣人欠缺一種在進入障礙的時間與空間向度中求取平衡的經驗與能力。

歐洲的企業或創作者一向擅長的,是歷史,也就是時間,作為一種進入障礙。從瑞士鐘錶(百達斐麗、江詩丹頓)、法國精品(Hermes、LV)、到很多歐洲國家都有的古堡觀光,你大可以做出跟他們一樣精微細緻的產品(就像日本的Seiko在鐘錶領域所做到的那樣),或是車出一樣平順優雅的縫線線條,但是你沒有辦法創造或複製他們淵遠流長的文化與產品史。歷史與文化深度,可能是所有你能找到的進入障礙當中最高的一種,而歐洲人非常擅於使用這一點。

美國人擅長的是另外一種競爭策略──空間作為一種競爭優勢。從各種超級英雄(super hero,超人、蝙蝠俠、蜘蛛人)、麥當勞叔叔、到迪士尼卡通,這些人物大半是身世不明、指涉曖昧的角色,套用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情境脈絡可能都講得通。美國歷史本來就不長,這樣的策略發展對美國人來說是很順理成章的。

歐洲人與美國人在文化產業的全球性開拓上所需要的加工與努力是清楚的:歐洲人得讓皇室的尊貴奢華普世化,使得時間的深度更有空間性;美國人則是得強化平板無深度人物的在地鑲嵌,使得空間的擴展更有歷史感(所以好萊塢也拍了花木蘭跟功夫熊貓)。

文化產業的穿透力,大體上就是在時間與空間向度的反覆辯證、折衝抗衡中得來的。過去的台灣,我們對這樣的過程並不熟悉。我們的科技產業,追求的是低成本、無差異性的全球穿透力,近一二十年的文化本土化轉向,卻又讓我們擺向另外一種極端,把焦點幾乎都放在台灣歷史深度的挖掘與追求。

華語文市場是個什麼市場?過去我們對同文同種的一廂情願假設,讓我們將中國市場當成是一個單純的空間擴張過程,但是這樣的空間化過程,缺少了在中國在地化鑲嵌的努力(我們對中國有多少真實的了解?),也沒有將本土深度普遍化的技巧與方法,華語文市場夢,自然是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台灣的下一步,正是需要在時間與空間的辯證中,得以卡在中間的實力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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