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一個星期六，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傅佩榮在台大舉辦了他的退休講習會。傅佩榮老師近幾十年來致力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出版了上百本書，也曾在央視百家講壇做過演講，可以說在兩岸都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當天的講習會上，有一位聽眾提了一個問題，即臺灣是否有可能作為中華文化復興的基地，就如同曾經的佛羅倫斯作為文藝復興的基地那般。傅佩榮老師直言不諱地說到這很難，因為這些年他在大陸的經歷，讓他感受到大陸人對中華文化的熱衷，而反觀臺灣卻比較冷清。有趣的是，在另一場哲學系舉辦的演講上，一位大陸學者卻覺得臺灣比較有可能承擔起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而大陸卻很難。
這兩相對照之下，其實反映出臺灣與中華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這裡所說的中華文化特指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不少陸客、陸生在來到臺灣之前，都懷抱著「臺灣把中華文化保存得更好」這樣的想法而來，筆者曾經也是如此。我們都認為，臺灣保留了繁體字，臺灣保留了許多中國的傳統、習俗，臺灣的國學教育也比大陸更好。例如曾經的《新週刊》主筆肖鋒還寫過一篇廣受歡迎的文章《大陸人看臺灣》，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臺灣」。這樣的想法並不能完全算錯，從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並且往歷史的縱深再追蹤一下，我們亦可看到五六十年代港臺新儒家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當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複觀在1958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時，他們的確是懷著光大中華文化的心在做這件事的。即便海峽兩岸處於分裂的狀態，但「文化中國」的期盼卻從未退卻。反觀大陸，則由於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兩次斷裂，使得中華文化的發展步履沉沉。或許這便是仍然有人將臺灣視作是中華文化的想像的一個原因。
此外，在今年年初李明輝先生的一篇引發兩岸新儒家爭論的文章中，李明輝先生也提到類似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不會在臺灣受到歡迎，原因在於「臺灣民眾對傳統沒有欠缺感，儒家傳統在臺灣一直沒有斷」。筆者同意這樣的節目的確不會在臺灣受到歡迎，不過筆者的理由卻和李明輝先生截然相反，筆者認為其不受歡迎的原因恰恰是在於臺灣民眾（至少大部分）已經忘卻了儒家傳統。
今年是筆者在臺灣的第五年，這些年在臺灣校園與生活中的經驗告訴我，如今真正對傳統文化感到興趣的臺灣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何況筆者所在的科系還是和文化直接相關的哲學系，如果連人文科系中的學生對待傳統文化都是這樣的態度，那麼更不用說一般的社會市民了。即便有一些學生仍然對中華文化感到興趣，卻也很難談得上將其視作是一種信念與使命，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中華文化復興的問題了。而不少學院中的老師或許也還沉浸在過往的繁榮之中，而忽略了中華文化在臺灣後繼無人的問題，也忽略了大陸這些年中華文化逐漸復興的狀況。或許只有像傅佩榮老師那樣經常穿梭於兩岸，才能真切地感受兩岸的對比，也才會發出如此的感慨。
而這其中的原因，某個程度上則是來自於臺灣的「去中國化」過程。這個過程發生於陳水扁任內史觀的修改。當杜正勝將臺灣史抽離中國史時，不僅造就了臺灣人不一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與其伴隨而來的還有文化視域的改變。雖然他聲稱「臺灣史則避免統獨意識形態的困擾，以悲憫回顧過去，以樂觀展望未來」（《當代》雜誌第120期，頁24），但是當他故意將臺灣史抽離中國史的脈絡來談時，他就已經選擇了他的意識形態和他的歷史詮釋。這其中的理由也不難理解，既然歷史與文化可以賦予主體性以內涵，那麼當要形塑臺灣主體性時，必然要將臺灣史抽離於中國史，也只有將主體區隔於一個他者之後，主體性方能建立。然而有趣的是，對臺灣而言，這種抽離是無法徹底的，換而言之，無法做到真正的區隔。這其中的原因，一則基於兩岸間的密切關係（例如語言、文字、地理位置），二則基於國際的政治現實，於是就形成了臺灣島內許多的政治亂象與分裂。
但不管怎樣，這種抽離仍然發生了，再經過多年的發展，使得今天很少有臺灣人仍然會將自己視作是中國人、以及哪怕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甚至有人認為李白、杜甫是屬於另一種文化的。陳水扁去中國化政策的直接結果當然是導致兩岸在政治上的分裂與動盪，並且對於許多綠營學者而言，去中國化不僅是政治上的去中國化，同時也是文化上的去中國化，他們是不會去區分這兩者的。這直接的結果就是使得政治和文化之間產生了一種連帶關係，政治認同的轉變將會伴隨著文化認同的轉變。
經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與「臺灣」在現實上的割裂，首先必然要在概念上發生，而概念上割裂的可能又是經由歷史、文化和認同的改變而得以可能。在第29期的《思想》雜誌上，臺灣中山大學教授賴錫三明確意識到了這點，他指出：「近年臺灣政黨對臺灣認同的有效操作，明顯造成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裂隙（刻意高視兩者的『差異與斷裂』，低視兩者的『同一與連續』，許多原本屬於臺灣/中國連續性的儒家文化積澱，被簡化操作成臺灣本土文化）」（《思想》第29期，頁286）。而這種割裂也正是筆者認為臺灣無法再作為中華文化保存地的根本原因。
兩岸的儒學界近來發生了不少爭論與交流，例如關於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的討論。筆者無意也沒有能力去對這些問題做深入的探討，但是筆者認為，如果臺灣今天的新儒家無法重新在臺灣找回文化中國的概念，亦即如果無法重新在文化上找回臺灣與大陸的連續性，那麼儒學在臺灣的存續將只限於學術界而已，亦言之，它無法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有所展現。甚至不無誇張地說，在學術上的存續也令人質疑，因為當年新儒家所留下的文化生命力，面臨著空洞化的危機。當臺灣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逐漸降低時，儒學思想家所能夠獲得的養分亦在逐漸減少。
兩岸關係如今面臨著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不少人為2016感到擔憂。其實這種擔憂所透露出來的也正是兩岸關係深層次的張力。說它是深層次，乃是因為這種擔憂並不僅停留在政治層面的張力，更根本的乃是關涉到兩種認同之間的張力。2016年的選舉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國、民兩黨的兩岸論述均靠向「現狀」。蔡英文明確地提出了兩岸關係「維持現狀」，而國民黨對洪秀柱的「撥亂反正」，某個程度上也是在向中間靠攏。換而言之，統獨兩極都不是選舉考量的重點，只有夾雜在中間的「現狀」才是。
但是筆者認為，現狀絕不只是靜態的。因為當兩岸的認同仍然處在一個割裂狀態時，只要現狀仍然維持著，這就已經代表了認同的差異在繼續地擴大，這不需要任何人為的干預，單純靠時間的力量就可以達到。用更直白的方式講，就是九二共識只能起到表面上穩定的作用，但人心的差距卻在拉大。蔡英文雖然聲稱要維持現狀，但是卻從未給現狀作出定義。因此，即便兩岸在政治上維持著現狀，可如果在文化與認同上的差異無法達到緩和，那麼這個現狀終有一天會破裂。
（作者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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