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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間,從歐美到亞太地區,浮現許多對於高教崩壞的喟嘆。

在高教機構最密集的美國,面對冷戰結束後政府經費的緊縮,促使許多大學更仰賴諸如企業贊助、授權金、學費等,透過市場媒介的財源,帶來對高教體系進一步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或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穿透(註1)。這樣的變化,讓許多知識分子提筆針貶,大學市場化對高教理念的侵蝕,行銷導向如何讓大學不斷「秀下限」(註2),甚至連被視為指標的哈佛大學,也被描述成徒具「失去靈魂的優秀」(註3)。

而以英國為首,前大英國協各國的公立大學體系,則面對學術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崛起的衝擊,大量從管理學界引入諸如「品質保證、稽核、可責性」等概念(註4),在公部門體系創造「擬市場競爭」的機制。2010 年英國政黨輪替後,更在保守黨首相卡麥隆的主導下,通過對高教體系鉅額的預算刪減,逼大學往私人資本傾斜。許多大學不僅被迫大幅調漲學費,更走向教職員裁員之途。有人稱此為「對大學的攻擊」,撰寫「反抗宣言」(註5)。更有一群學者發起「搶救公共大學」(註6)運動,試圖對抗學術界瀕危的「公共性」。

而1990年代浮現的高教全球化(globalization)論述(註7),更伴隨THES-QS 與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的出現,將從歐美到亞太等無數角色使命不一的大學,籠罩在單向度的評價暴力中。各國高教領導者,面對這類排名在招生、聘人、爭取經費上的顯著影響,也不得不忽視其在方法論上的可疑基礎,兢兢業業地計較起微小的名次差異。某些量化指標,如在特定citation index 收錄期刊的出版量,則被內化為組織中的績效指標,用人事獎懲政策來鞏固。而其他難以反映在這類國際排名的抽象價值,如教學熱忱、公共參與、非英語的研究出版,則在若干國家都面對被邊緣化的壓力。

三個脈絡下的變化,循著不同軌跡。但同樣貫穿其間的,一如本書首章林宗弘的專文談到的,是以競爭為核心信念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論旨,呼應十九世紀末的古典自由主義,相信自由市場自有其理性,反對政府干預。其從1970年代在學界崛起,搭著石油危機與亞洲(日本)崛起在美國造成的恐慌,逐漸取得影響力。1980年,新自由主義成為雷根與柴契爾施政的指導方針,英美兩國相繼減少政府對市場干預,大幅減稅,期待能激發私部門的競爭與創造力。這種以競爭為尚的意識,更在1990年代滲透到高等教育領域。

大學教職原本作為一種「專業」的特徵,正在於其有法定資格的限制,避免學者過度暴露於市場競爭壓力,而能保有某種優雅與自主。新自由主義引領下的諸多制度改革,卻恰恰是在績效、卓越的名義下,引入各種類市場競爭機制,打破專業的制度保護;其不可避免被犧牲的代價,正是學術的自主性。這種對大學知識社群生態的衝擊,遠不限於一國一地。2009年世界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的各國學會代表,齊聚台北中研院開會,議程中就安排「面對國際評比的困境」與「新自由主義與學術」等主題專場,聚焦討論英、法、南非、紐西蘭、巴西等例(註8)。

● 高教擴張反轉的挑戰

許多對當前高教體系的抨擊,常以「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前」的美國大學作為對照。在這種不免浪漫化的追想中,那個年代的大學資源闊綽、校園自由開放、學者富有尊嚴,而學術是為了理想的志業。那個年代沒有市場力量的威脅,沒有官僚體系的凌辱(除了麥卡錫的恐共整肅),更未聽聞「血汗學術勞工」。

然而這些追緬當年的論述,往往疏於意識,那種建構於戰後頭四十年間,美國大學校園的理念型,本身是更大時間尺度的高教史中,特殊的一章。這個篇章最重要的結構特徵,便是持續的高教擴張(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從1945-1990年間,全球高教入學人數激增五倍。持續擴張其創造的結構紅利,支撐著學術界許多理所當然的預期。例如,一個教授動輒培育十多名博士生,仍能預期他們能在開枝散葉的體制中,都能順利就業。這種社群成員增生的速度,在任何穩定生態系都不可能。

戰前不管是歐洲諸國,其建立的殖民地,或已獨立的美國,大學仍有濃厚菁英色彩,服務社會的權貴與知識階級。戰後成為單極強權的美國,率先走向高等教育擴張,並進而影響英國歐路,乃至歐陸與亞非發展中國家。

美國走上高教擴張之路,有三個重要因素:首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累積深厚的戰爭紅利,比起歐陸諸國,戰火破壞又最少,使其戰後迅速成為一方霸權,國力鼎盛。同時間,其也從戰區吸納了不少流亡人才。資源加人才,提供高教擴張的條件。其次、美國走在世界產業轉型的前端,不管是製造業高科技化,或是高端服務業興起,都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這替高教擴張創造需求。

但可能更關鍵的是,戰後迅速形成的冷戰格局,對高教生態的影響。一來,冷戰期間,雙方都需要大量知識研發,爭取在競爭格局的領先。以美國而言,來自國防部、中情局的經費,源源不斷地挹注到學界,推動著從基礎科學、國防科技、到語言學、社會科學,到區域研究的發展。此外,美國需要強化對陣營周邊國家的聯繫。在此大戰略下,許多基金會贊助學者赴周邊國家研究教學,提供獎學金吸引各國學生赴美求學,甚至撥款協助該些地區籌建大學、挹注研究。

美國戰後走向擴張的高教政策,大幅提高教育統計指標。形形色色的教育機構,不僅主宰全球留學市場,吸納各國人才,也成功地在冷戰結構中的從屬國,培養出一批知美親美的社會政治菁英,創造地原力議。其成功之處,也促使英國為首的前英聯邦各國,在1960年代踏上高教擴張之路,設立無數大學。

1987年的冷戰結束固令人欣見,但一如本文開始談到的,其也讓前述依戰略需求搭建的美國高教資源格局,難以為繼,造成「市場化」的壓力。高教擴張後的過飽和,更讓運行三四十年的學院代謝機制,逐漸碰上阻力。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政府,則一面以「管理主義」面對日益沈重的高教財政負擔,一面競逐國際留學市場,開拓財源。1990年代「知識經濟」的修辭,更踏著全球化的浪潮而來,把全球許多個有特色的大學,捲進同一場,單向度的指標爭奪戰。無數對「往日」仍有記憶的學者,在悲歎與批判間徘徊。

然而,既指出「往日」在歷史上的特殊性,也不免對於「重回往日」的各種想像呼籲,保有審慎的懷疑。既然高教體系的持續擴張,學界就得在擴張停滯,甚至走向緊縮的過程中,重新摸索許多觀念與作法上的新平衡。其中有三組核心的問題:

1. 當代大學的定位為何?與社會的介面為何?
2. 知識生態系如何永續,社會負擔得起多少教學與研發能量?
3. 在「在地知識需求」與「國際學術對話」間,如何權衡?

● 大學定位的變遷

大學定位是什麼?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回顧歷史,每階段有不同答案。

當代全球高等教育體系在歷史上源於歐洲,最初可溯及中世紀歐洲某些修道院,自十一世紀以降,發展成的師生自治組織 Universitas 。當時歐洲天主教會仍掌握對真理的界定權,「大學」中對知識的追求,旨在見證神的智慧創造,不脫後世「神學」(theology)範疇。

文藝復興後,知識判準從神的意志轉向人的理性,學術重心從神學轉向哲學(Philosophy),格物天地者為自然哲學,思辨人文者為道德哲學。十八世紀科學革命的衝擊,帶來兩種哲學關注的主題範疇,在方法論上的分家,衍生出人文與科學(Humanitities and Science)兩種分歧的知識傳統。十九世紀現代工業社會崛起,則又召喚社會科學的出現。邁入二十世紀後,各種應用技術領域,也紛紛在高等教育有了一席之地(註9)。

平行於學院知識疆域擴張的,則是大學定位的挪移。最早的中世紀大學,為宗教修道之所。啟蒙後發展出的「古典傳統」,則將大學視為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菁英士紳的地方(註10)。十九世紀末洪堡(Humbolt)與阿爾托夫(Althoff)推動的德國大學改革,首開先河地強調「研究」,讓德國迅速成為科技強國。此見被美國的佛蘭斯納(Flexner)大為闡揚(註11),在1930年出版的《大學》一書中視為「現代大學」典範,強調研究教學並重。

佛蘭斯納雖強調研究價值,卻堅持反對大學培育應用人才,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service station)。他主張,大學應為象牙塔,跟社會保持某種距離。回看德國,哲人雅斯培(Jasper)也在戰後納粹崩塌之際,以「國中之國」為喻,強調大學應保有某種獨立於國家社會的尊嚴,才能成為自由包容的知識社群(註12)。不過,戰後隨著美國高教擴張,這兩位思想家主張的「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距離」,卻逐漸縮小。到1969年,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Kerr)出版《大學的功用》之際(註13),他筆下的大學已走到市場社會中,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重地,滿足從政府委託計畫、產業人才培育,到技術研發等等,社會上各種知識需求。而從1968法國學潮以降,更迎接一個行動主義當道,許多批判傳統學者積極介入社會議題的年代。

後冷戰時期的高教體系,則出現兩種趨勢。一方面,在各種在職專班、學分班、產學合作、育成中心,乃至於冠名捐助的建築、講座或獎學金,成為大學汲取資源的新寵。但另一方面,學院的科學主義與專業主義的崛起,反而阻絕了批判性的社會參與。這讓大學與社會的銜接,向商業邏輯傾斜。直到晚近,才又出現若干學術「公共化」的呼聲。

綜上所言,學院知識場域,歷經從神學、哲學、文理、社科,到應用技術的開展過程;其恰好對應著,大學從遠離社會的宗教傳習組織、古典菁英的博雅教育場所,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成為核心機構,肩負起人才培養、科技研發、與種種知識服務的趨勢。其在定位上,從神聖走向世俗,從菁英走向普羅;知識內涵也從理論走向應用,從精神到物質,從整全視野走向專業分工。

但在這漫長趨勢中,每一步,都勾動大學本身認同。一方面,許多心儀古典傳統的學者相信,大學應保有跟社會的距離,才能冷靜客觀思考;大學去迎合社會的每一步,不免被視為是學院的庸俗化。但另一方面,傳統學院的不問世事,曲高和寡,也不免引起社會抨擊。特別是當許多大學,經費上大量倚賴政府預算,更讓外界追問,大學面對納稅人的「可責性」。

即便只看學院內,專業訓練與博雅教育的平衡、純學術與應用技術研發的先後,乃至於教研投入的比重,仍是持續爭議的焦點。而跨到社會參與這一端,國家政策、市場經濟、以及公民社會三個參與斷面,如何平衡資源也無共識。

當代乃至未來的大學,仍將持續面對這些難題,不斷在動態中求解。回顧歷史趨勢,高教體系註定無法再回到十九世紀前的獨立性,抽離於社會脈絡外。當代大學角色的諸多權衡,即便再如何強調「大學自主」,也須考量跟社會整體的關係。而若說這段歷史還能再告訴我們什麼,大概就是:我們無法僅用任何一段過去,當做支持任何特定主張的充分理由。

● 知識生態系如何永續

知識生態如何永續?則是當前最嚴峻的問題。

若問得更直接,其包含:高教擴張、嵌入社會,大學還能有多少自主性?擴張的極限為何、我們社會能負擔得起多少教學與研發能量?學術資源從何而來?考量學界合理規模,學術人才培養的速度如何調整?學術工作該有什麼待遇跟勞動條件?

必須承認,能享有在知識上探索創作的自由,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珍貴的特權,從來就是需要建立在他人之慷慨才能存在。許多書寫人類文明的思想者,若非本身具有貴族背景,往往背後能見到親友的支持身影。最早的歐陸大學,則建立在教會從信徒募得的資本,或某些君主的投入。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常春藤大學,也是仰賴大筆私人捐助運作。

最初這些餽贈的理由,若非出於宗教信仰中,對神的責任,就是出於對於人類文明或世界的承諾。至於大學對「世俗社會政權的用途」則非重點,這也成為捍衛大學自主性的基礎。這種「貢獻一所大學於宇宙」的古典精神,一直傳承至今,銘刻在許多學者的心中。

然而從由教會與私人資助的古典名校,到今天由各國政府主導擴張的高教體系,知識活動的財務基礎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政府開始扮演主要的高教資助者,用全體納稅人繳付的稅金,挹注到高教系統。這在民主化的時代,賦予高教體系更多「公眾責任」。二方面,政府政策鼓勵的私人興學,則難免摻雜各種世俗對價關係,也讓大學被種種市場力量滲透。即便繼承自古典傳統的「大學自主」或「學術自由」,仍是產官學界許多人口頭上的價值共識。但實務運作上,大學其實受到各種外在機制(政府政策、市場變遷)的強大牽扯,讓上述理念大打折扣。

而當前最棘手的問題是,在若干社會中,高教擴張已達到難以為繼的「過飽和」,面臨結構趨勢的反轉。特別是台灣,在1990年代的高教興學潮後,創下了2300萬人口,竟有170多所大學的高密度。後來碰上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學費收入漸減,加以政府持續低稅,撥款資源有限,導致高教財政持續惡化。推動整併關校,成為最直觀的政策邏輯。

許多資深學者都工作難保,遑論近年才畢業、歸國,打算進入學術市場的年輕博士。大量擠在一年兩年的博士後、專案教師,甚至只能勉強糊口的兼任教職,不知道有沒有明天。整體學術人才的供過於求,更讓學術工作競爭標準拉高,勞動條件下滑。到學生助理層級,違反勞權的「黑工」個案屢見不鮮。

比起多數其他國家,台灣經歷的這種結構趨勢反轉,來得更快更陡峭,在個人層面,也造成許多沉默悲劇。本書第五章談的教授勞動處境,第六章談青年博士就業困境,第八章談退休制度,第九章談學生助理黑工,都鮮明刻畫了這些問題。

這種快速崩壞的趨勢,有可能能踩煞車嗎?可能方向有三:

其一、是敦促政府擴大高教財政支出,提昇師生比。也是目前高教工會努力的方向。但以目前台灣政府預算吃緊,除非能配套加稅,不然就是得排擠其他預算,政治阻力不低。此外以當前台灣的「防弊意識」,更多的資源挹注,往往帶來更高強度的國家管控,以及更多的評鑑稽核成本。倘若要求政府資源,往往不容易在倫理上堅持大學自主。

其二、是仿造美國,走向「市場化」。一方面,可將高教視為輸出產業,定位為「全球最優質的華文高等教育」,大幅吸納境外學生,收取符合成本的差別學費。二來在知識生產傳遞上,提供各種「更貼近市場」的調整創新。除了既有的各種產學合作、研發權利金、在職專班,發展諸如專業諮商、人資代訓、類智庫的專案研究等等各種「收費知識服務」。但這種走向,不免衝撞到台灣社會對於「大學」的傳統價值想像。

第三、是將過去行之有年的(校友或企業名人)的「捐助」,進一步推向「公眾集資」之路(註14)。前文討論大學定位時談過,整部高教史,展現出大學「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的趨勢。這種嵌入,一方面來自對社會資源(相對於教會、王族或少數巨富)的倚賴加深,二方面來自,在高教體系索求社會資源時,被同步要求回饋給社會更多價值。然而「市場化的知識服務買賣」,僅為這種過程的一種可能;資源索求與價值回饋的對價關係,理論上,還可能用公民集資、集體信託的形式為之。

以上三種方向,分別把大學推向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實際方向,涉及台灣社會的集體選擇。不過或許最務實的解,會是針對大學不同部門屬性,混搭前述不同的路。對有高度商業潛力者,如商學、設計、工程、生醫等,放手從市場汲取資源;以將有限的政府或公共資源,集中於那些「最遠離市場、卻也最需要保護」的大學傳統核心領域── 例如人文、社科與純科學。

● 國際與在地之間

最後一組問題,來自於後冷戰時期的「高教全球化」浪潮,以及流行於許多高教官員基於「學術全球主義」(academic globalism),所引起的不滿。全球化,是指客觀上,知識與高教人口(學者與留學生)在全球的流動加劇;全球主義,是指主觀上,對於「全球一體」想像的主動擁抱,以及因應這種想像,採取特定策略的邏輯。學術全球主義者慣用的策略,例如重視國際評比、鼓勵國際出版、推動英語教學,與促進跨國人員交流等(註15)。這兩者互為因果。後冷戰時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促成全球主義的蔓延。但也正是許多行動者在「全球主義」啟示下的策略行動,加速全球化的進程。

全球主義最清晰的象徵,是在本世紀頭幾年浮現的「世界大學排名」。這些評比將全球各地,歷史與角色不一的各種大學,抹去不易量化的特質,拉到單一向度去比較排序。即便方法論充滿問題,但高度化約的排名數字,仍在傳播心理學上有不成比例的效果。其更牽動學生、學者與資本的流向,造成實質資源的分配極化,以及高教機構的階級化。

世界大學排序的浮現,更對出版與知識生態帶來巨大衝擊。在出版方向上,國際量化評比的出現,誘使許多高教資助機構,將資源重新集中在對「國際同儕審查期刊」的發表,相對不利於「非英語文獻、地方型刊物」的發展。在某些制度體系中,甚至壓抑了書籍出版(註16)。就知識效果上,對於(以英美為主)國際期刊的重視,則迫使許多亞非地區的學者,棄守相對難在西方期刊發表的理論撰述,轉而迎合國際學界核心的知識議程,退為「邊陲地區個案」的提供者、甚至是「殖民者凝視」(colonial gaze)與「核心/ 邊陲知識權力結構」的重製者。全球主義影響下的評鑑機制,往往排除不易衡量的在地公共參與,稀釋學者能投注於教學的心力,迫使學界自地方社會脈絡抽離(註17)。戴伯芬在本書第四章對「大學評鑑」的討論,及第七章對「期刊投稿集點制」的批判,都帶出相關的觀察。

這些趨勢往往激起爭議。擁護全球主義者,往往強調知識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強調國際卓越的價值。批判者則訴諸於在地學術自主性(academic autonomy),以及學者在教學與公共溝通的責任。表面上,「全球化」是當代的問題;畢竟我們習以為常的參照點,是沒那麼全球化,大學嵌入在國家社會角色的冷戰年代。但若拉長歷史縱深,爭議中將浮現數個歷史向度,而兩端各自代表了,傳統與當代的某種有機混成:

先說「全球主義」這端。「全球」貌似現代,但作為其價值核心的「普世主義」,其實才是中世紀歐陸學術網路的寫照。當時許多大學者都會周遊列國,彼此拜訪,用通用的拉丁文討論跟世俗社會無關的話題。畢竟當時知識主體是神學,是真理;而神與真理並無國界之分。這是全球主義中復古的一面。然而當代全球主義者相信數字、追求排名,服膺的市場邏輯或管理主義,卻都是不折不扣現代性的產物。更不用說,強調「研究產出」而造成教學資源的排擠,也跟大學的古典教育傳統相悖。

至於「反全球主義」這端,其對「學術公共性」與「在地學術」的價值與話語,則是近現代「大學嵌入社會」後的產物。正因大學開始取之於社會國家,成為社會核心機構,才讓大學與在地社會的鑲嵌,取得正當性。但其對教育理想的堅持,對量化指標的置疑,則保有某種古典的身段,與對現代主義的不信任。

如果我們相信,知識能有超越於一時一地的價值,相信跨國對話的意義,「普世主義」就絕對是學院中必要的存在。但在高教體系更為龐大的現代,其不該被視為知識評價的唯一判準,更不該被指標化成某種單向度排序,並透過剛性的制度力量,造成學術多樣性的扁平化。特別是當大學越來越取之於社會,其也越益無法迴避,回應社會的責任。

● 以《高教崩壞》回應高教崩壞

過去十多年間類似「高教崩壞」的警語,一如本文開篇談到的,不限於一國一地。美國對學術資本主義(市場化)穿透的喟嘆、英國對「管理主義」的批判,以及「全球化」帶來的不滿,呈現出三種不同脈絡的變遷張力。貫穿其間的「新自由主義」,對學術工作原有尊嚴的剝奪,是許多國家學者正面對的困境。

高教崩壞》一書的撰寫編輯,折射出相似心境。作為一本聚焦於台灣個案的合輯,本書提供詳細的資料與分析,也對現況諸多問題提出鏗鏘批判。尤有甚者,書末兩篇記錄了台灣高教工會的努力軌跡,也勾畫了可敬的改革藍圖。作為一位甫回台就撞上高教大限,選擇轉向公共書寫與媒體顧問的年輕學人,我沒有太多機會體驗台灣學術職場現實,去印證書中討論。因此我選擇退一步,把視域拉廣,從更大尺度時空的高教變遷,定位當前的挑戰。

首先,對於常被視為問題根源的「新自由主義」,我嘗試從以美國為首的「高教大擴張潮」,在後冷戰時期無可避免的反轉,詮釋其崛起。接著、回看「後冷戰時期」的高教處境,我討論了三個核心問題:

一、在大學定位上,我從中世紀疏理到當代,談大學知識場域的變化,以及「大學」概念本身的變遷。我試圖從這兩條軌跡勾勒,大學如何從原本處於社會邊陲的修道組織,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成為核心機構。

二、知識生態的永續性上,我先延續上揭的「大學嵌入社會」說,指出當大學仰賴社會挹注,在倫理上便需考慮社會責任,不容易維持古典的「學術自主」觀。其次也觸及高教擴張過飽和後,反轉時在勞動條件上的嚴峻代價。我也分別從國家、市場與社會三方面,討論可能緩解的方向。

三、最後談到「學術全球主義」與其不滿,我們在前揭的歷史脈絡中,疏理了兩方立場各自揉合的古典與現代;並在肯定「普世主義」必要的同時,批判將其指標化造成的學術扁平化,以及對社會責任的抽離。

沿著這三條軸線展開的討論,與本書論述有不少共識,但也有若干歧見。共識方面,我們都反對學術官僚主義、反對繁瑣的稽核評鑑文化、反對期刊論文記點,也都明確批判對「高教全球化」的盲目追求。我們對台灣高教勞動處境的惡化、青年學人的就業困境,學術黑工的恥辱,也同感不平。然而基於對大學「嵌入」社會,取之於社會的體認,我對「大學自主」或「學術自由」的理解較限縮,認為需跟「公共問責」平衡。考量政府財政現實,我對「提昇高教支出」較不樂觀,而對「市場化」我也顯得比本書作者友善,傾向有條件接受。

在一本書中,「歧見」的積極意義,是透過彼此反差照亮思考向度,邀請集體思索。無論如何,期待《高教崩壞》的成書,能成為我們回應台灣高教崩壞的重要一步。

註1:Slaughter, S and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2:Bok 2003, Kirp 2004.
註3:Lewis, H.,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註4:Deem, R., New Magagerial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UK Universities. ESRC, 2001
註5:Baily, M. and D. Freeman, The Assault on Universities: A Manifesto for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註6:Campaign for the Public University.
註7:Altbach, P.,'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2(2), 254-256, 2001.
註8:Conference Materials, Conference of the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註9:Wallerstein, I.,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10:Newman, J.H., The Idea of University
註11: Flexner, A., Universities: American ,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註12:Jasper, K. (ed. Deutsch, K.),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Peter Owen, 1960.
註13:Kerr, C.,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註14:'Universities explore crowdfunding, social media to raise money.' USA Today, 14 May 2013.
註15:Tzeng, A., ‘Managerialism, Academic Globalism and the Impacts on Sociology: Comparison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Presented in ISA Congress, Gothenburg, Sweden, 2010. 7.11.
註16:反思會議工作小組,《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學術評鑑》。台北,台社,2005。
註17:Tzeng, A. op. cit.

★ 本文為《高教崩壞》新書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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