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華橫溢的電影導演沈可尚，從學生時期開始，以其詩意的、高度風格化的影像創作，早早得到國內外電影界的注目和肯定。他想做劇情片，學的也是這方面的知識，但常常在紀錄片的表現大放異彩。沈可尚在過去三年裡，完成了兩部關於自閉症者（他認為對患者較公平的稱法是肯納症/Kanner’s Syndrome）的紀錄片。2011年面世的，是一部由四個短片組成的紀錄長片《遙遠星球的孩子》，沈可尚選擇了幾組動人的案例，親自旁白，讓我們知道應該如何看待為數眾多的自閉兒。2013年的《築巢人》，再拍攝了一位自閉症患者和每日照顧他的父親；作品椎心的撞擊力量，讓這部紀錄短片得到國內外不同影展的大獎。
從這兩部作品裡，我們看到了一位初入中年的影像藝術家，在創作中不斷淬煉自己，誠實對待藝術，誠懇對待他人與自己的生命，從而展現了一種成熟、深思與自省的可敬風範。在《遙遠星球的孩子》裡，沈可尚通過題材與旁白，娓娓陳述這些孩子的處境、特質，和父母的耐心與操勞。影片帶有明顯的社會教育功能，可以充分感受到導演對此議題本身的認真與投入。然而來到《築巢人》時，誠摯的社教影片題材，蛻變成為一部讓人坐立不安、揪心觀看、冷凝銳利的紀錄電影。這個轉變，從紀錄片的美學、倫理和政治的各種角度來看，都大有可觀。影評人聞天祥說，「台灣紀錄片若要在形式與內涵上再有突破，沈可尚是最值得期待的名字之一」，誠非虛言。
我在兩個映後座談的機會裡，聆聽了沈可尚導演談《築巢人》。他對紀錄片的實踐與思考，讓我得到很多啟發，有些意見也不謀而合的呼應了我所相信的紀錄片的美學與政治。在《築巢人》裡，沈可尚從熱切的社教者，轉為一個冷靜、甚至有些冷酷的紀錄者；通過時近時遠安靜紀錄的鏡頭，影片提供我們注視著一位自閉者與其父親既依賴又緊張的關係。疲憊的生活、緊繃的空氣，及充滿壓力與無奈的處境，逼在眼前。某種沮喪感讓人無可遁逃，我們都被影片抓進這個無形的壓力鍋裡。
然而，《築巢人》並不讓觀眾輕易地難過落淚，沮喪無力也不是這部影片最後要讓觀眾帶走的東西。我從這部作品裡，得到了對自閉症者更多一些的理解，對他們家人的心情和心理，有了一些深刻的體會，對生存與生命的複雜現實處境，產生了更多一點的認識和面對的勇氣。一部紀錄短片裡若能提供這麼多東西，它是怎麼做到的？
沈可尚說，他希望在紀錄片裡，將紀錄者和被紀錄者，放在一個公平的位置上。這個「公平」的概念，極具啟發性。沈導演所說的公平，不僅是鏡頭前後的兩造，在紀錄倫理或鏡頭權力上的平等而已；它的概念更是，紀錄片導演必須準備面對被攝者所展示（或隱藏）的困難現實與複雜心理，並且願意讓這些無法完全控制或預期的複雜真實，衝擊自己原先的無知、恐懼或尷尬。也就是，紀錄者和他的被紀錄者，也許有各自不同的困難處境或複雜現實要面對，但他們面對困難情境時可能的慌亂、懦弱或勇敢，本質上是相似的。紀錄片導演在這件事上，並不一定比他的紀錄對象高明。
因為有這樣的思想準備，紀錄片導演遂比較不容易變成一種道德或價值上的指導者、傳教者或審判者。也因為紀錄者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態度，他將觀眾與影片，也因此放在一個比較公平的位置上：觀眾得以通過影片，盡量趨近複雜的現實情境，並試圖從這樣的現實中，得到認識與思考，而不是在一個導演設定的、極可能被簡化甚至教條化的視線裡看待題材。
如何取得這樣的複雜現實與心理呢？在紀錄方法上，沈可尚提出他拍紀錄片的前提態度：溫柔的質疑。他解釋，「我永遠不跟被我紀錄的人，站在同一陣線上」。我以為這是紀錄片工作者非常重要的紀錄位置或方法。不站在同一陣線，並非不認同、不肯定被紀錄者的基本品格、價值、意義或立場，而是對即便非常確定的價值或意義，都仍先保留一個觀看空間，讓可能的其他閱讀或理解角度，能有機會出現，以豐富觀眾的認識。這是一種思辯的觀看距離，許多國內外有名的紀錄作品，卻常常缺乏這個觀看的距離。具有口碑或專業肯定的作品如《牽阮的手》或《金城小子》，我認為都相當欠缺這種「溫柔質疑」的紀錄距離。雖然它們在很多方面有很好的表現，但作品最後總成為其紀錄對象的一個毫不懷疑、只剩堅信的「宣傳者」。
當然，不是所有的題材都得刻意質疑，冷眼旁觀（雖然我認為即使如此，對作品也沒有太大損失），有些紀錄片是帶著運動性格的，它們志在宣揚理念，或揭露長期被遮蔽的另一面訊息，這些另當別論。但是對於以人物為核心題材，從主角人物帶出其所涉及之思想、歷史、社會或政治議題的影片，如果能夠避免不自覺的（甚至自覺的）被紀錄對象的人格魅力、「表演」能力、或其他特異罕見之處牽著鼻子走，而能盡量「不在同一陣線上」，紀錄與認識的觀點，就有可能更為豐富、開闊。
沈可尚導演在《築巢人》裡，非常的節制。他不再急切的做社教，更不說教；他不讓觀眾急著同情片中的人物，只是將他們真實生活裡的人性與心理層面，如實呈現。沈可尚拍了很多材料，包括生活現場發生的一些突發的激烈場面。這些場面放進影片，對吸引觀眾的眼睛與情緒（因此，票房）有很大的助益，但沈可尚在剪接時，最後不用這些畫面。也許它同時涉及對紀錄者的倫理與尊重問題，但簡約的呈現與敘事，無論如何反而留出了很多的空間給觀眾，讓我們感受、想像、沈思。簡約節制的影片，結果讓觀眾感受的更強烈，得到的更多。《築巢人》的配樂創作，也在這種簡約的概念裡，沒有任何失控地煽情的問題。音樂替影像畫龍點睛，成為相得益彰的語言。
我常批評那些將感動的概念淪為大量拋灑感性的紀錄作品，因為訴諸過度感性與情緒的這個感動觀眾的方法或層次，是缺乏足夠內在力量的方式，它很難產生深刻的撞擊力。深刻力量的缺乏，正是由於訴諸過度感性的催淚影片，迅速佔滿了觀眾的全部狀態；我們沒有觀看與沈思的空間，只能被影片拉著不斷的「反應」――在情緒的層面上反應。那樣手法的影片，無法讓觀眾產生新的認識，或具有新意的收穫，因為情緒反應不但重複一種同樣的狀態（溫馨、同情、憐憫、不忍，等等），更重要的是，缺乏揭露困難之社會現實或複雜心理的感動或情緒，不足以挑戰、衝撞觀眾的「安穩」狀態。
我們在那些感性過度的故事裡，相當安全的觀看和反應著，感動與同情的同時，暗自慶幸我們不是他們。而怎麼可能「我們」永遠不會是「他們」呢？太安全的觀看，在思想甚至感情上都只能原地踏步，其實是一種不能或不願面對自己的防衛機制，也就是一種逃避。《築巢人》的力量，在於它通過他人的故事與處境，讓做為觀眾的我們感到不安；它揭露的是人們不願面對的複雜人性和心理，它掀開的是我們自己的尷尬與困頓。
這是《築巢人》如此地撞擊我們的原因。一部具有讓人不安、尷尬、而終於可能學會勇敢面對自己困頓的紀錄片，就具備了深刻的政治性。情緒或感性過度的紀錄片，常常只能變成另一種「政令宣導」，而沒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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