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雅涵:那些年,我們一起考過的哲學會考……

2014/06/23

又到一年一度的法國高中會考週 (baccalauréat)。這個相當於台灣「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的考試,是所有法國高中畢業生都必須通過的測試。照慣例,今年的會考也以長達四個小時的哲學考科揭幕,三組考生的申論考題分別是:「藝術家是否為其作品的主宰者?」和「人生的目的是為了快樂嗎?」(自然組);「藝術作品是否能訓練我們的感知?」和「人生是否該竭盡所能追求幸福?」(文組);「有選擇是否就意味著有自由?」和「人為何應該認識自我?」(社會組)。除此之外,考生還必須針對卡爾波普、漢娜鄂蘭和笛卡兒等學者的文本摘要進行評論。

幾乎每年會考季,台灣媒體都會報導法國哲學考科的申論題目,而評論角度要不帶著欣羨,讚揚其教育系統對批判思考能力的重視;要不就帶著疑竇,質疑念哲學用處何在?其實,即使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法國的高中哲學義務教育仍是獨樹一幟的體制。它固然保障了人文傳統在教育系統中的傳承,但也並非全無缺點,無須過度美化。

儘管許多歐洲國家都在西洋哲學的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將哲學列為中學必修課仍屬少數。西歐國家中,目前只有法國、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四國將哲學列為中學必修課程。其中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課程設計是以觀念史的角度介紹,而法國和葡萄牙兩國的課綱則以概念分門陳列,抽象程度更高。在德國、瑞士和瑞典,哲學僅是選修課;英國和美國在中學中則僅有邏輯教育。

哲學課程在法國教育中的重要性,乃是源於啟蒙運動和現代法國政治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十八世紀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中,歐洲各國知識份子透過知識的分類、彙編與傳播,重新思考個人與國家、教會的關係,當時的巴黎作為啟蒙知識份子的首都,薈萃了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和《百科全書派》的知識份子。1789 年法國大革命便是這場知識革命的直接產物,透過將「上帝代理人」─國王路易十六─鍘首,人類將集體生活的主導權從教會與皇室手中奪回。這段知識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連結說明了:現代法國國家的創建乃奠基於啟蒙運動的人本精神上,同理,深受啟蒙思想薰陶的法國共和國,也期許其公民具有獨立思辨的能力。因此,早在 1808 年,拿破崙便將哲學考試體制化,期許透過哲學義務教育,培養孟德斯鳩筆下自由思考、不囿於偏見與傳統的理想公民。

1973 年,哲學教授出身的教育部長Victor Cousin主張:「在高中,我們要學習的是哲學思考,而不是哲學。」哲學課程從此揚棄以思想家生平或觀念史轉折為主軸的記憶性知識,轉而將課程綱領定調為「概念」的教學。如今,法國高三學生按照不同類組,每週必須上四到八小時的哲學課,課程大綱分為「主體」、「文化」、「理性與實在」、「政治」、「道德」五大範疇,各範疇下又細分出「意識」、「欲望」、「勞動」、「國家」、「責任」、「自由」等等觀念,分門別類介紹從古希臘至當代,從柏拉圖到傅柯之間各思想家的闡釋。

這番追溯顯示,哲學教育在法國首先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而哲學教育的體制化也有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然而,任何知識一但被體制化為可以測量、評分的學科後,總會產生非預期性後果,哲學教育在法國也不例外。

首先,以申論文體 (dissertation) 為考題的形式,往往造成學生偏重解題方法更甚於思考內容。一如中文論說文體有「起、承、轉、合」的結構偏好,在法國,學生從高中時就要練習申論文體,一旦掌握了該文體的寫作規則,(不外乎引言─正題─反題─合題─結論的發展,並且以辯證式的邏輯演繹,確保論證之間的連貫和結論的開放性。)則小至高中大學的例行考試,大至國家公職考試,應試者便能無往不利。而法國知識界對於申論文體結構安排的執著、邏輯辯證藝術的講究,比起中文世界有過之而不及;因此,當申論文體成為哲學考科的評分題型,許多考生往往將概念的思考化約為寫作論辯藝術的形式表現。

沒有深邃的思想,能夠寫出好的申論文嗎?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隨著我在大學教學現場一次次看著同事將「申論文寫作結構」如武術心法般傳授給焦慮的年輕學生,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工整的行文結構,即便有原創性的思想,恐怕還是很難說服閱卷者給予高分。也因此,在法國,哲學會考分數象徵的不僅僅是抽象思考的靈活度,更代表了對法語論文寫作藝術的駕馭。無怪乎每年會考前,哲學普及教育牛首的哲學雜誌(Philo Mag)總要製作《會考專題》,提供一系列申論題的解題演練;而一待會考題目公布,眾家媒體記者、哲學專家總迫不及待地在報章發表解題,庖丁解牛般地演繹各自提議的論證結構。說到底,專家們與其說是為了幫芸芸考生解惑,更多是在炫耀、比試彼此文化涵養的厚度。

正因為申論寫作能力是文化資本的體現,媒體記者也不吝於將哲學會考分數作為對公眾人物評價的指標。六月十六日,隨著會考題目披露,幾家媒體也順勢報導了內閣成員們年少時的哲學會考分數。訪問結果,曾在2012 年電視辯論中引用莫里葉(Molière) 劇作典故調侃前任總統薩科奇的外交部長Laurent Fabius以滿分 20 分拔得頭籌,其他內閣成員也有 16 至18 分的高分,現任總統奧朗德則拿了13分,只可說是中上。有趣的是,不論分數高低、年代久長,許多回答者不但記得會考成績,甚至連會考題目都能如數家珍,可見對於這些學歷傲人的法國高官們而言,十八歲時苦心孤詣練習解申論題的經驗深深銘刻在成長記憶中,成為跨世代共享的話題。

除了申論題的弊病之外,法國哲學教育還有兩個面向較少被台灣報導。其一,如同任何學科,老師的教學技巧都足以左右學生對知識的熱忱。在法國,哲學教師與任何其他學科一樣,都得面臨激起學生熱情的挑戰,而教學死板的教師也往往扼殺了學生對哲學思考的興趣。23 歲的Emmanuelle對我形容她準備哲學會考的過程:「我高中時的哲學老師挺無聊的,我只記得讀過柏拉圖的《饗宴》,其他都忘光了。準備會考時,我按照每個概念背了一下各個思想家的主張。好比說康德對道德的看法,柏拉圖的看法,尼采對意志說了什麼,另一個哲學家又說了什麼等等,考試的時候再組合起來就成了。」她在會考中只拿了8分,而哲學教育在她的高中記憶中也未留下驚喜。就讀文組的她,每週有八小時哲學課,但由於教師教學風格的死板,她對哲學課的記憶似乎只有厭倦。

另外,哲學會考的分數對於高中畢業生的成績影響也有限。法國高中會考分為文組、理組、經濟社會組和科技類(高職)四組,當中由於加權制度的不同,哲學成績只對文組學生的會考成績有關鍵性的影響。而如同許多其他國家,大學教育在法國也背負著職業訓練所的功能,文科被認為是就業潛能欠佳的學科,文組學生人數逐年萎縮。精算之後,今年度只有約8% 的考生─每15人中才一人─的會考成績中,哲學科的成績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換句話說,比起考生們對於哲學成績的重視,法國媒體對於哲學會考的討論恐怕有過度渲染之嫌。甚至,正因為哲學的實用性受到質疑,對文科出身的媒體記者、名嘴而言,高中哲學會考才成為他們一年中少數能夠在公共場合引用哲學術語的日子。因此,若以哲學會考的存在斷定人文素養是左右法國高教人才甄拔的價值,也太輕忽就業邏輯對法國教育體系的影響了。

總而言之,高中哲學必修課反映了法國政治傳統的特殊性。和實用主義當道的英美國家相比,法國的公共決策的確更常堅持於抽象性的價值原則(最好的例子便是由於對「政教分離」原則的堅持,而嚴禁穆斯蘭女性信徒在學校配戴頭巾,並且常常導致文化沙文主義的批評),顯示了哲學思考在政治運作中的滲透。然而一旦走出政治場域,市場競爭的邏輯在教育現場中仍無所不在,而哲學教育並不能倖免。若有心提升台灣教育體制中的人文精神,與其複誦法國哲學會考題目或欣羨於哲學必修課的設置,更實際的作法或許是反省如何讓公民科目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學更加生活化、更加與社會時事接軌。而這不僅僅是教材教法的問題,更牽涉民主政體如何看待傳統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定位,牽涉公民教育在儒家傳統與西方自由主義之間的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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