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末，挪威爆發近年來最大規模罷工潮，除了屬於罷工「常客」的「勞工組織」（Labor Organization, LO）、「專業聯合會」（Akademikerne）、「職業工會聯合會」（Yrkesorganisajonenes Sentralforbund, YS），政府部門公務員也在「專業人員工會聯盟」（UNIO）率領下加入戰局，罷工活動一路相互拉抬串連，挪威從南到北共有十九個郡，其中就有十四個郡受到波及，時間且長達三週，總計當時全國上下有五萬多名勞工（包括公務員）走上街頭，人數超過挪威人口的百分之一。
勞工透過罷工方式和資方交涉，是每年五月挪威社會的例行公事，勞工主要藉此爭取來年的加薪幅度和職場福利，2012年5月公務員跟著撤離崗位，是自1984年公務員首次罷工以來，挪威史上第二遭公部門被癱瘓，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希望在高稅賦、高物價下，公家機關至少能夠比照民間企業（挪威民間企業薪資調幅長年優於公部門）的薪資調升水準（民間企業薪資每年約調漲百分之四點五，公部門每年約百分之三）。
因為公務員大舉加入罷工行列，導致政府運作明顯失常，影響所及，牽連奇廣，在那二十多天裡，國家氣象局無人監測天候，全國性天氣預報數值幾度空白；機場安檢人員人手不足，嚴重耽誤出境旅客通關時間；政府簽發護照和辦理移民作業進度極為緩慢，上千人權益受損；夏季熱門觀光景點的交通路線，因為管理單位無人上班只好被迫中斷；港口油輪無法停泊（港務人員也罷工），造成市區多個加油站燃料不足，汽車駕駛無油可加；觀光郵輪全數改而駛往瑞典，打亂船上遊客既定行程；監獄警力短缺，54名罪犯竟為此提早出獄；托兒所、幼稚園、小學、中學相繼停課，許多父母必須請假在家帶小孩；養老院護士荒亦是雪上加霜；垃圾車停駛的結果，就是家家戶戶門前垃圾集散處無不蟲蠅滿佈．當時無分男女老幼，任誰都能感受到公務員罷工的威力。
不過「罷工」畢竟是挪威行之有年的傳統，階級平等的社會氛圍，某種程度也確實是經由罷工手段得以維繫，除了幾位企業界老闆在媒體上呼籲罷工應該適可而止，否則將影響挪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外（因為勞工工資過高），多數人都選擇了一同忍受那段時間的不便，況且角色有時也可能相互調換，前一年日常生活受到拖累的人，來年很可能就是在街頭為自己爭取權益的人。
那回公務員大規模罷工行動，參與者包括挪威外交部的四百名員工，適逢緬甸民運領袖翁山蘇姬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來訪，挪威外交部不得不精簡接待規格，並請其客隨主便，四百名外交部罷工職員的其中一位，還是挪威現任總理的妻子舒勒魯（Ingrid Schulerud），儘管舒勒魯照樣得盡她「總理夫人」的義務（例如陪同總理接見外賓），但基於工會成員的責任，她也和同仁們一起走上街頭，無畏站在自己先生的對立面。
為期三週的罷工風波，最後在挪威總理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和任職挪威警察局的「專業人員工會聯盟」負責人尤納森(Arne Johannessen)一陣討價還價後，結論是以全體公務員調薪4.1%收場，過程中的確大為干擾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但總算圓滿收場。
「罷工」是挪威此一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遊戲規則，年年社會秩序都得受到數週的罷工活動侵擾，這個國家卻同時被聯合國認定為高度穩定社會的模範，很重要的理由，應該是當地人願意以一時之不便（罷工），磨合出符合公平、正義本意的社會，而許多人念茲在茲的「社會秩序」，自然是立基在公平、正義的價值體系上。即使如挪威般平和的國家，也無法完全避免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衝突，至於抗議的手段是溫和還是激進，很多時候還得取決於抗議者所面對的政府究竟是文明還是野蠻。
北歐模式（Nordic Model）中的「罷工」，「談判」是最重要的一環，它不光是為了解決勞資問題，掌權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其實也可從中獲得對話，在人民的抗議行動中，關於「理智」和「文明」的要求，至少在斯堪地納維亞社會，並非只是單指「抗議者」所必須俱備，當政府本身面對抗議行動的反應、思維過於落伍，且不夠「理智」、「文明」時，政府便會成為各界批判的對象。
被譽為擁有高度穩定社會的挪威，竟以罷工抗議為常態，2012年公務員同聲附和，造成全國日常秩序大亂，左鄰右舍門前垃圾無不堆積如山，尤其違逆了所謂的「中產階級秩序論」，偏偏挪威總理夫人舒勒魯於此同時寧為「共犯」，對挪威人來說，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真正內涵，或許不光是提倡人人守秩序、抗爭很安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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