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主流經濟學相信市場的效率遠高於政府效率，因此「集中政府資源去支持一個或數個策略性產業」根本就是愚不可及的念頭。不過，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卻以一系列著作尖銳地指出：發展中國家必須要有國家的保護與干預，才有機會在先進國家弱肉強食的市場機制中持續成長。
在《踢走梯子：歷史眼光下的發展策略》和《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裡，張夏準以豐富的史實說明，保護主義和政府的政策主導乃是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所不可或缺的梯子，歐美等國過去也都是靠它們來突破發展的瓶頸；現在已開發國家卻通過IMF、WTO和世界銀行來推動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放棄政府的支持與保護，這等於是逼迫輕繩量級的選手跟超重量級的選手同台進行不公平的競賽，或者踢倒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所需要的梯子。
以台灣和美國為例，美國的跨國企業技術成熟且資源豐沛，WTO的自由貿易幾乎是為他們的競爭優勢而量身訂做，便利他們在全球壟斷、掠奪、剝削；在這種遊戲規則下，台灣這種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後進國家將永遠處於劣勢，只能替先進國代工，放棄較具有創意與附加價值的生產環節與自有品牌，永遠當老二──這無異於淪為跨國企業的經濟殖民地。
此外，林毅夫也在2012年出版了《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一書，指出「市場應該被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但政府也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以對促進產業升級和多樣化的投資行為進行協調，並對動態增長過程中先行者產生的外部性予以補償。」
從這種角度來看，台灣只有靠政府的支持和介入去整合官商資源，才有機會建立足以跟跨國企業抗衡的策略性產業或旗艦產業（national champion），讓台灣人有機會靠創意和品牌跟世界競爭，達成「人盡其才」的理想，並提昇產值。
不過，反過來說，策略性產業與旗艦產業是政府干預手段中最激烈、風險最高，也最容易催生貪腐與無能的方式。保羅•克魯曼深知政府的保護與扶持有可能加強特定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但卻寫了 “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ory and Evidence” 一文，指出此類政策的諸多盲點。譬如，從實證的案例來看，得不償失的錯誤政策遠多過「成功」的政策；而號稱「成功」的政策又往往欠缺客觀、明確的評估準則，既不足以定義政府的投入，也分不清楚所謂的「成功」案例有多少成分是該歸功於政策。
因此，不管我們多麼想要旗艦產業，絕對不能沒有防弊之心。
以台灣過去的經驗為鑑，雖然正確的政府干預很可能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關鍵因素之一，中鋼、石化與積體電路業的成功卻遮掩不住裕隆、中船與WiMAX的失敗，而DRAM等五大慘業更變成「大到不能倒」的政府長期包袱。此外，半導體代工產業吸納了台灣龐大的社會資源，也同時排擠了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結果主要獲利卻歸屬於極少數人，這樣的結果並不符合台灣90%人的利益，甚至可能使得貧富差距與官商勾結進一步惡化。
再以韓國為例，雖然它已經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成為新的七大強國，以及經濟學界狂熱研究的「後進國追趕典範」，但是它的代價也高到驚人，可能會讓底層的90%人口痛苦不堪。這種旗艦產業既是韓國人的驕傲，也同時是韓國人的痛苦根源。
有鑑於此，張夏準在 “IndustrialPolicy: Can We Go Beyond an Unproductive Confrontation?” 一文中建議了許多防弊的機制。譬如，對任何產業的政策支持或補貼應該整合產官學研的意見，並將決策過程所有人的發言與討論公告週知，以便避免決策盲點並兼防弊；而企業在接受政府的支持或補貼時，應承諾明確的量化預期目標（譬如提昇獲利率、營業額、員工數或最低薪資與平均薪資），以及超標與未達標時的量化獎懲條件；出口績效較難作偽，是較能防弊的指標；長期的量化指標可以保持彈性，並逐年修改，但修改的條件與幅度也應事先予以量化地規範；政府應將個案決策過程與補貼條件公告週知，以利公眾監督與防弊，也確保政黨輪替時政策的穩定性；如果政府支持特定產業的政策目標包含其外部性，也應該針對上述效益建立量化指標，作為監控的依據。
此外，針對策略性產業的共用資源進行支持或補貼，更能在保持「優勝劣敗」的市場機制下發揮政府「錦上添花」的效益，同時兼顧防弊的機能。譬如，由政府出面協調引進業界共用的國外專利，可免除業界相互競價的額外成本；由政府彙集產官學研資訊與意見，來研判各產業界的未來全球發展與機會，可以避免資源重複投資以及中小企業資訊不足的窘境。
如果必須要政府出資扶持特定旗艦型公司，以便提升整個產業的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應該在政府與產業界「共同出資，等比例持有股份，分享利潤，承擔經營不善的苦果」下進行，以避免目前「風險由政府承擔，利益由少數人瓜分」的常見弊端。
「減稅、去管制與干預、私有化、自由化」是為先進大國量身訂做的遊戲規則，台灣玩不起；但是如果沒有足以興利與防弊的決策程序和制度，而貿然鼓舞政府干預，或全然仰賴中研院院長、院士等少數人的睿智，其後果恐怕將弊多於利。
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建立政府政策廉能、透明的決策與監管機制，才能繼而整合政府與企業資源來擺脫後進國的追趕，並挑戰先進國家的技術水準與競爭力。
我們更必須擺脫新自由主義的迷思，徹底覺悟：政治與市場機制猶如人的左右腳，任何一肢的缺能或殘廢都將妨礙另一肢的功能，甚至癱瘓社會的發展；只有兩者齊頭並進，台灣才有機會跳出20年來的經濟發展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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