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的房地合一稅在二月十三日出爐，公開宣布向建商臣服，放棄原本擬議的累進稅率（最高45%），改為單一稅率17%，以致稅賦竟比即將被取代的奢侈稅還低。張金鶚在臉書上給的評語是：「此方案顯然並沒有真正回應外界的質疑與不滿，反而不斷修改向有錢人、投資客、建築業者等利益團體靠攏，完全不顧社會觀感，令人憤怒與失望！」
但是，我們不該把精力浪費在憤怒與失望，而寧可從被背叛的經驗裡學會教訓，堅定地尋找轉戰的契機與方向。
不管是頂新案、合宜住宅案，或者目前這個房地合一稅案，都一再向我們宣示：總統府與行政院在乎的是財團，而不是人民。但是，我們必需為此負一部分責任。馬英九競選期間承諾「全面執政，全面負責」，如今演變成「全面執政，全面卸責」，讓我們苦澀地回憶起艾克頓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2016年的大選裡，我們絕不該再讓任何政黨全面執政。
其次，兩稅合一、實價課稅與合理房地產持有成本是我們最起碼的堅持。如果這個目標短期內很難達成，我們應該要求兩黨與政府擴大租屋市場，作為保障居住權的另一根支柱──而後者的政治阻力應該會低於前者。
企圖以市場機制引導泡沫化的房價迅速回歸市場基本面，必然會遭遇到許多阻力。首先，有一部份經濟學家（譬如日本的辜朝明）擔心房地產暴跌會導致企業與消費者負債上升，而節縮支出來平衡資產負債表，從而導致「資產負債表式衰退」。其次，靠貸款來賺取房地產暴利的財團與建商必然會誓死捍衛他們的資產，而很不幸地他們恰是國內各種媒體廣告的的最大贊助商，以及總統、立委、地方選舉的金主。更何況，立委、各黨政要裡不知道有多少人的主要資產就是配置在房地產裡，我們怎麼能期待他們自宮？
務實的期待絕非在短期內將房價打回到市場基本面，而是逐步調漲持有成本來將房價凍漲後引導它緩慢下降，使它跟基本面的差距逐漸縮小。這個務實的目標不足以解決中短期的居住困境，因此我們需要有租屋政策作為另一組配套。
在富人誓死抗拒各種稅賦的現實條件下，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籌款不易。以BOT形式建造、經營的社會住宅值得積極考慮，但前提是必須要有完全透明的程序與辦法，讓社會各界事先揭露其中可能暗藏的漏洞或奸計，以防重蹈高鐵與大巨蛋的覆轍。此外，還可仿效德國政府以獎助來鼓勵私人興建、經營租屋市場，以便增加租屋市場的多樣性與競爭。
德國的社會住宅不一定是公有的，而且其坪數和居住品質非常多元化，並不限於低收入戶。這種蓬勃發展的公私立租屋市場不僅有助於提供合理的居住空間和品質，而且有助於穩定房價。
租屋市場無法有吸引人的短期獲利，因此天生比販售屋市場更不容易炒作。德國政府還以嚴謹程序訂定「房租合理價格表」來控制租金，如果房東所定房租超過「合理房租」的20%就違法，超過50%就視同犯罪。因此進一步穩定租金市場的合理性。
當租屋市場的多樣性與價格都能滿足各種社會階層與偏好的需要時，買房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因此會逼迫販售屋市場必須提供合理的品質和價格來吸引購屋者。由於房價被迫逼近市場基本面，因此房價自然地會因供需平衡而出現微幅漲跌，使得買屋的慾望被房價漲跌的風險抑制，進一步強化買屋市場的理性性格而抑制其投機性格，使得房屋市場獲得進一步的穩定性。
證諸事實，德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確實遠比周邊國家穩定：1995-2000年期間，荷蘭、丹麥與英國的房地產價格漲幅分別是82.2%、53.7%和59.2%，但是德國卻只漲了5%，低於通貨膨脹率的6.7%；另一方面，2008金融風暴期間，許多國家房地產大幅縮水，愛爾蘭與西班牙房市更泡沫化，但是德國房地產只跌了1.5%。許多研究者認為，這要歸因於德國租屋市場的發達。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全球房地產市場已經越來越脫離理性預期下的市場供需法則，變成全球資金投機炒作的標的物，不再必然具有自我調節價格的能力。因此想要完全仰賴房地稅與市場機制來控制房價已經不太可能。
事實上，國際上已經出現跨國的金融集團，專門利用全球貿易自由化與去管制的漏洞，從低利國家貸款去炒作房價飆漲的市場。當這些集團的資金大到足以影響小國或特定都市的房市時，台灣會更需要多重的體制來保護房地產的穩定性，以及國人的居住權。
健全租屋市場不僅是較容易在短期內保障合理居住權的方案，恐怕也是中長期不可或缺的房價穩定機制之一。
讓我們一起從挫敗中站起來，繼續努力，把2016的大選當作「把政府還給人民」的下一場戰鬥。有權力就有腐敗，這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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