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統治，以及阿根廷前總統裴隆執政時期的民粹主義，我們在判斷政府措施時是應該先認真傾聽專家的意見。但是不同領域的專家往往意見衝突，甚至連基本出發點都衝突，那時候我們該聽誰的？
譬如，「一元一票」是市場經濟的法則，而「一人一票」則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這兩個原則不見得永遠一致，衝突時該怎麼辦？回答這個問題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幾乎就是當代社會所有公民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理論上，上軌道的民主國家應該培養公民的多元傾聽能力，讓他們可以從跨領域的專業意見來判斷政策的良寙。我們甚至可以說，公民理解各種專業意見的平均能力越強，那個國家就會越進步、越富強。
可惜，絕大多數公民的能力和對公共議題的關心程度有限，因此能聽得進去的專家意見也很有限。這些有限而偏狹的專家意見往往就決定了一個國家會往哪個偏頗的方向發展過去。
在台灣，對公共輿論最具影響力的專業領域，無疑地是經濟學界。所以每一任總統都強調「拼經濟」，每一任內閣都號稱「財經內閣」，以至於國科會這個原本負責廣義科學與學術的單位被改名為偏向產業發展的科技部，甚至連象徵學術崇高地位的中研院都跳下來主辦生技園區。在這趨勢下，無怪乎兩岸關係的定位被嚴重地窄化成經濟發展問題，連與糧食、環境、社會正義攸關的農業政策、核電政策與住宅問題也都被窄化為經濟發展議題。不只這樣，傳統上經濟學至少會考慮到GDP成長與貧富差距間的調和（生產效率與分配正義之間的平衡），近年來卻幾乎是只管GDP成長率而罔顧貧富差距的擴大。
因此，許多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都是「經濟學家說了算」，連財政專家的意見都經常漠視。譬如服貿案引起國內激烈爭議後，行政院給的立論基礎竟然只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一份極端粗略的報告，和「利大於弊」四個字的總結；而針對富人減稅的「稅式支出」歷經改朝換代都沒辦法改。
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只從「GDP成長率」或「一元一票」這樣狹隘的角度去考慮嗎？
為了解決假日期間雪隧車潮太擠的問題，政府採取了以價制量的彈性收費辦法。這個辦法確實可以抑制車流量而提高行車速度；假如「縮短行車時間」被看成是一種社會福祉，這個辦法似乎會增加總的社會福祉。問題是，「縮短行車時間」就是在這事件裏唯一該被考量的「社會福祉」嗎？
如果我們把這問題看得更仔細一點，這個「社會福祉」的增加是以「窮人被迫放棄尖峰時刻的路權」做為代價。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社會發展目標嗎？
政府的權利來自於每人一票的基礎，因此政府的決策不該偏袒富人而壓迫窮人。但是在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裡，政府卻用「一人一票」所建立起來的權力，強迫所有人接受「一元一票」的辦法。從政治學和法理學的觀點看，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有違選民的託付和法理上的正當性。
此外，因為大醫院看診人數太多而小醫院看診人數不足，使得醫療資源無法充分有效地利用。因此政府規定：初診直接去大醫院的人必須繳交較高的掛號費，在小醫院初診後被轉診到大醫院則收較低的掛號費。可以預期的是：收入較低的人將被迫減少到大醫院就診的機會，而收入較高的人則幾乎不受影響。這又是用「一人一票」的權力基礎去推動「一元一票」的制度。
「一元一票」的制度有時候暗合著「一人一票」的原則，有時候卻相悖，這就使得市場經濟不必然永遠符合政治學、法理學與倫理學上的公平與正義。因此哈佛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用心良苦地寫了《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副標題是「市場（不該跨越）的道德界線」（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呼籲讀者要嚴格釐清「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的核心概念，以便捍衛不該在市場機制下被犧牲的公平與正義。
其實，不只政治學家與倫理學家對市場機制的浮濫化憂心忡忡，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分享相同的憂慮。他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一書中挑戰主流經濟學的看法，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饑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因為買不起糧食而活活餓死。這個案例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如何違背我們無法拋棄的核心價值：人命關天。
2008年春天全球主要小麥產地連年乾旱而歉收，導致一場全球糧食危機。當時全球糧食供應短缺僅0.5億噸，但是美國卻打算要把1億噸的玉米製成酒精當汽車燃料。在「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下，窮人的性命抵不上富人高耗油的跑車、休旅車與越野車。這樣的後果，絕對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它甚至違背經濟學所追求的「效益（utility）極大化」原則。
「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的矛盾可以通過政府作為來解決，或者緩解嗎？政府通過稅收來遂行所得重分配，就是一個簡單易行且經常有效的辦法。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指出：政府有能力解決貧窮與饑荒，問題在要不要，而非能不能。
這些案例讓我們了解：「讓市場管理自己」這個口號，絕對不可以讓它膨脹到變成「讓市場管理國家」。
九合一選舉之後，朱立倫說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臺灣顯現，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土地正義與環境永續都應是我們的主張。」
不管朱主席說這番話時有多少的真心，他確實終於清楚地掌握到「社會發展不等於經濟成長」，多元的社會發展目標才是政府該致力的最終目的；至於GDP成長率和經濟學的理論，只不過是用以達成這個多元目標的眾多參考工具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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