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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上週有一篇文章〈The Democrats' Left Turn Is Not an Illusion〉,作者提到美國的民主黨人(特別是民主黨白人)越來越左傾。自命「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從2001年的30%上升到2018年的50%,而最有錢、教育程度最高的自由派,雖僅佔人口少數,卻自命「進步行動派」,並也是在自由派中有領導地位的最激進群體。

民主黨變得更激進,不但疏離了中間選民,更無法拉攏到共和黨人。當然同時,共和黨也變得更極端,形成自由派與保守派菁英同溫層「互尬」的局面。文章中引述一項大型研究「隱藏的部落」(Hidden Tribes)發現,美國意識形態的光譜兩端,只佔人口的14%,但都是最富、最白、學歷最高的一群。他們不但意識形態極端、激進,而且幾乎都是自認站有道德高度,攻擊性強,絕不妥協,不吝惜以負面方式陳述、攻擊並醜化對方。

這種兩極化的政治光譜,在台灣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其嚴重性已經到庶民皆知的地步。例如新聞頻道裡政治評論節目多如過江之鯽,其公平翔實的專業地位每受質疑,甚至訕笑。在4年前台灣反服貿學運期間,一則廣泛流傳的笑話,道盡台灣觀眾的無奈:

今天在外面餐廳吃飯,旁邊一桌坐了5、6位穿著制服的廚師在吃飯。老大開講:「我跟你們說,要看警察打人就要看三立,要看學生丟石頭讓警察受傷就要看中天。」小廚師問:「大哥,你都不看TVBS喔?」老大說:「有啊,支持服貿救經濟的要看TVBS,怕服貿會亡國的要看民視。」我都放下筷子,對這大哥予以敬意了。到底還有多少人看得起台灣媒體?

網路世界,只是加速兩極化的產生

兩極化的菁英同溫層,有各自的利益結構,各自的樁腳、智庫、名嘴、策士為其服務。如果說競選場合受陷於私利、文字媒體受限於篇幅、電子媒體受限於時間,不免有資訊選材的盲點。那麼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是否能公正客觀地進行各種觀點的討論,呈現多元理性的公民社會、「真理愈辯愈明」的大同世界景象?

很遺憾地,隨著資訊個人化的結果愈來愈精準,使用者能夠看到的內容多樣性卻愈來愈低。「相關性」(relevance)當道的演算法則,不僅幫助商家更容易找到潛在的顧客,也讓廣大網路的使用者進入「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陷阱裡。

例如在社群媒體上,一個人愈是點閱素食、廢死、同婚、反核……的意見發文與網站,就會發現相反論點的發文與網站逐漸在自己的消息動態(news feed)消失,反之亦然。針對這種演算法則,臉書的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曾有如此說法:「在你家門前死去的一隻松鼠,可能比在非洲死去的若干人們,對你而言更有重要性。」(A squirrel dying in front of your house may be more relevant to your interests right now than people dying in Africa.)

「確認偏誤」描述的是我們「資訊偏食」的選擇性思維過程。人們會比較注意、蒐集有利強化既有信念的證據與細節,對於與自己看法不同的資訊,卻是有意無意地加以忽略。網路政治行動者Eli Pariser 在TED的一場演講「當心網路過濾氣泡」(Be aware of Filter Bubbles)中,就以自己的親身實驗為例。他請一些朋友同時在Google搜尋「埃及」,並將所得的螢幕截圖傳送給他。結果發現,其中兩個朋友的結果大相逕庭。雖然當日在埃及的抗議行動正熱,但一個朋友的第一頁Google結果沒有任何關於埃及的抗議活動,另一個朋友的結果則滿是相關連結。

換言之,不同的人在「同一時間」利用「同一工具」搜尋「同一主題」,竟因為各自不同的「相關性」,而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如果人們毫不懷疑搜尋網站餵給我們的結果,那就走入了「確認偏誤」的「資訊偏食」陷阱而不自知,卻還以為世界就是自己所想像的那個模樣!

為什麼公司需要「魔鬼代言人」?

使用類似演算法則,強調個性化、客製化的網站,絕對不僅只有Facebook、Google、Amazon、Netflix等等。這種基於瀏覽經驗與習慣,自動計算而產生的「消息來源」、「搜尋結果」有利於促成商業性的消費行為,卻對民主所重視的包容異見、尊重差異的素養養成不利,自然也對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素養養成不利。Eli Pariser在演講中呼籲,網路所使用的演算法則需要加強公共意識責任感,不應讓社會回到1915年分崩離析的年代。他認為除了「相關性」之外,「重要性」(Important)、「挑戰性」(Challenging)、「不合意的」(Uncomfortable)、「其他觀點」(Other Points pf View)等考慮也應寫進演算法中,如此,公眾利益的妥協性、公民責任的意識才能得到足夠的開發。

事實上,除了呼籲網站公司更改其強化偏見的設計之外,我們想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決策者,例如在金融市場投資的常勝軍,就更是必須自覺地擺脫「確認偏誤」。否則只看自己所想見的資訊,無法冷靜客觀地審視有關分析與資料的正確性,終究只會不斷做出失敗的投資。股神巴菲特對此有深刻體認,他的解決之道是強迫自己逆向思考。關於此,史丹佛大學教授希思(Chip Heath)在所著的《零偏見決斷法》(Decisive: How to Make Better Choices in Life and Work)一書中,更是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教導讀者如何「逆向思考」。

普通人做錯決定,可能影響不大。但該章一開始就引述企業購併的研究,指出購併交易的平均溢價高達41%。做出這種高價購併的結局往往下場悽慘,但買方的執行長往往是被自己的狂妄自大引入歧途。書中引述的研究發現,愈是獲得媒體讚揚、最近幾年經營績效優異(被執行長視為天縱英才的證據)、以及買方愈是自恃甚高(以執行長薪酬與次高薪主管的薪資差距衡量,差距愈大者愈容易使執行長自認為重要人物)的購併案,買方為購併所支付的溢價就愈高。

另一方面,「反對意見」則是狂妄自大的解毒劑。執行長一般都活在自以為是的資訊泡泡裡,反對者的存在,讓企業減少犯下衝動決策的錯誤。某些組織更是特意設下「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專門挑剔候選人或項目的毛病,砍刪不具說服力的項目計畫。如此程序下來,能夠脫穎而出的候選人、計畫項目,雖也許仍非十全十美,但可謂已達到無可挑剔、接近盡善盡美的目標了。

偏食是人性,資訊偏食更是惰性。毫無疑問,人都喜歡聽自己想聽到的聲音,看自己想聽見的資訊。因此,「反向思考」的訓練是挑戰人性的。然而,在網路刻意強化「偏聽」「偏見」演算法則當道的今日,要成為優秀的決策者、脫穎而出的投資人,我們必須讓「反省懷疑」成為自己的一個習慣,更有意識地蒐集「不中聽」的資訊,不要盲目的固執己見,卻還以為在網路上找到了十足自以為是的證據。

也許普羅大眾的資訊偏食影響的只是自己,然而古有明訓,領導者「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在民主程序的選舉投票時,為了國家社稷的長治久安,我們應該努力「反向思考」,不是投票給自己的同溫層候選人,而是投給最能夠「察納雅言,廣覽兼聽」的政治領袖。否則選上偏聽偏信、師心自用的人,就只能在全球化競爭的格局之下,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鄉競爭力流失、人才外流、經濟通縮的惡性循環不斷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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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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