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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美國經濟學者利用2015年美國Uber在4個大城市的叫車數據,推算出Uber服務每日在美國創造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為1,800萬美元,或每年68億美元。消費者平均每花1美元搭Uber,平均獲得消費者剩餘1.6美元。[註]

「消費者剩餘」反映的是買家從消費中得到的凈收益,也就是最大願付總價與實際支付總價的差距。然而,一般大學教科書卻幾乎沒有對這種抽象的概念提出實際的例證。因此,5位學者的研究對個體經濟學中的消費者行為與需求理論貢獻頗大。

然而,這種量化計算反映於Uber對整體經濟的社會貢獻嗎?像在德國、法國、西班牙、以及德州首府奧斯汀等地禁止Uber的地區,就會因此損失巨大的經濟產值嗎?恐怕不盡然。除了消費者之外,完善的公共政策還必須考慮風險分擔的問題、以及員工福利、公平競爭等許多角度。

例如,一般計程車定價考慮到登記、維修、駕駛人和車輛保險、以及稅收等費用,然而,靠著創投資金大量補貼駕駛與乘客的Uber等平台可能完全不需考慮這些營業費用。事實上,反對零利率及量化寬鬆政策的論點之一,正是因為人為扭曲的利率可能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讓淨現值為負的投資活動大行其道。而Uber標榜駕駛人都是「微型創業家」,其實可能是規避了人身及車輛意外風險、以及車輛維修保養的營業費用。

現代社會一般產品或服務的訂價,包括買手機、搭高鐵、去遊樂園玩等等,其實都包含責任險保費的風險分擔。例如,千千萬萬個乘客搭乘飛機,其所付機票費用裡就隱含了航空意外責任險保費。一旦不幸的班機出事,該航班乘客可以快速得到來自航空公司保險的理賠。快速的理賠是因為代表航空公司將風險成本內部化,並分散於千千萬萬乘客的機票費裡。然而,原始的分享經濟平台宣稱自己只是撮合供給與需求資訊的中介方,不應該為所有維修及風險成本負責,事實真的如此嗎?

今年7月中出刊的《香港01周報》就以「共享之『惡』」為主題,報導若干共享經濟平台名實不符的例子。共享經濟的理想是科技、平等、信任,強調人與人之間有意義的交流,取代空洞而純商業性質的交易。然而,報導中認為「Uber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提高業績、找到更多司機入行、吸引更多乘客搭車,繼而分析程式的數據,掌握顧客消費力,開發更多業務如速遞商品。Uber與『共享經濟』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我相信你去問那些職員,什麼是『共享經濟』,沒人答到你。」

報導中提到,大多行業的雇員都會成立工會,保障自己的勞動成果不被剝削,但受訪者表示:「Uber每分每秒,都有意識地不讓工會出現。」Uber駕駛在港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基本上受委屈是投訴無門。去勞工處,Uber不曾承認你是員工;去警署報案,Uber在港又仍未合法。

此外,「共享」重視與人共用閒置資源,減少生產與消費。但為提高車輛的吸引力,Uber卻提供優惠,鼓勵司機買新車。又如,2014年9月,美國「全國盲人聯盟」對Uber提出訴訟,指控其違反聯邦及各州平權使用的法律。美國華盛頓議會提案立法,要求計程車公司車隊中必須擁有12%可供肢體障礙者使用的車輛,而Uber則辯稱「只是一間媒合駕駛與乘客的科技公司,不具法律或契約義務遵從美國殘障法案等法規」。

類似的批評,在去年出版的《分享經濟的華麗騙局:用科技收租的網路新地主,正如何危害人類社會》隨手可見。擁有理論化學博士學位的作者史利(Tom Slee)是科技、政治與經濟評論家,他從分享經濟的粉絲演變到批判的角色,在書中深深傳達了失望之情。

共享本來是民主、平等、永續的烏托邦精神寄託,然而現有的多數商業平台,並不像網路背包客、沙發客、合作社、甚或維基百科等基於非盈利的公益性質網站。反而是以共享為名,商業為實。一方面,他們讓服務提供者的生計被電子程式控制,卻讓他們與控制資訊的平台沒有平等對話的權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尖峰衝價(surge pricing)等演算法,窮盡服務需求者的消費力。

持平而論,估值高達625億美元的Uber今非昔比,這麼大型的「獨角獸」已經不再是嬰兒般的新創公司,人們對其社會責任的期待自然也愈來愈高。而Uber努力從「流程創新」向「實體創新」前進,他們在無人駕駛技術的研發投入,也令人驚艷與期待,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希望打造更多改善人類生活品質的創新。

而這過程中,在分享經濟脫穎而出,引領不少理念突破的Uber等平台,如今已像是成年人一樣,應該有成年人的規範與責任,不能再以「科技公司」、「資訊平台」的藉口卸責。否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補貼不再,供需雙方不願再捧場,平台或許也就失去中介的角色功能,分享經濟的泡沫可能也就隨烏托邦美夢而煙消霧散。

     

[註]Peter Cohen, Robert Hahn, Jonathan Hall, Steven Levitt, and Robert Metcalfe, Using Big Data to Estimate Consumer Surplus: The Case of Uber, Working Paper, August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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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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