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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掌握現代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組織型態,全球至少有2/3以上的GDP由公司創造。公司既為股東創造利潤,也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兩者都為國家增加稅收,因此公司既是經濟活動生產面的引擎,也是分配面不可缺乏的樞紐。

依現在全球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使命在為股東賺取最大的利益。但因為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社會各角落,無可避免的問題是:除了為股東賺錢之外,公司是否具有其他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企業應該擔負多少國家稅賦,才算合理?稅後營業利潤完全分配給股東,是否是最理想的設計? 

一個經典故事如是說,當年通用公司總裁在被問及如何平衡美國利益和通用利益時,他的回答是:通用的利益,便是美國的利益(歷史學家後來考證,這個故事並非屬實)。如果問郭台銘的社會貢獻,他也可以大聲回答:鴻海集團僱用員工超過百萬,加上上下游產業的員工,有多少企業能夠做出比他更大的社會貢獻?

這樣的論點不是沒有道理,但也許過於樸素簡化,而忽略了當今以資本主義為骨架的經濟發展趨勢。

首先是公司在全球整體經濟的影響力仍然在持續擴大中,公司手中掌握的資源累積速度遠較其他公部門或非營利單位為快。資源越多,責任理應越重。

其次是在私部門中,馬太效應持續發酵,大者恆大,富者恆富,大型企業佔國家GDP的比重持續增加。韓國十大企業佔GDP 80%,台灣十大佔60%。美國有FAGA,中國有BAT,它們不但鯨吞蠶食,還像八爪章魚般將吸盤伸進各行各業,成為21世紀裡不折不扣的虛擬帝國。

最後是日益傾斜的分配邏輯。被廣泛批判的1%與99%的分配差距,除了以資本創造利潤的速度遠超過以時間創造利潤的速度外,破壞性創新摧毀工作機會的力道也開始大於創造工作的力道。當白領階級開始發生結構性失業,失業率若長期高於10%以上,任何國家都必須對經濟活動的利益分配開始嶄新的思維。

基於以上幾個原因,公司的機能不能自限於經濟利益的生產端,如何設計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國家以及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

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薪資所得是企業最重要的成本,也是最有效的分配機制。最低薪資(適用於藍領)、員工認股(較常用於白領)、限制最高最低薪資差距,以及保障員工參與利潤分紅,這些都是在企業常見的分配機制。

在員工和股東之外,企業必須善盡對社會、人群、環境的責任,這也是一種分配機制。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歷經歐美多年提倡,最近在台灣受到較多的關注,當然是必須繼續加強的方向。此外,所謂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施振榮先生的王道企業等等主張,都有益於設計更為合理的分配。

不過以上的分配機制都落於企業損益平衡表上的費用科目,剩下來的營業利潤,則由國家(企業所得稅)和股東(股利)分享。國家多拿,股東剩得少;國家少拿,股東分得多。

國家應該拿多少,這是資本主義左右之爭的關鍵。

具有大政府心態的國家,傾向徵收較高的企業所個稅。認為低稅率可以刺激經濟發展的國家,則選擇採取低稅率。各國企業所得稅有高有低,從最高的日本(40%)、加拿大(37%),到零稅率的免稅天堂,如英屬維京群島、百慕達、開曼群島。中間大部份國家的稅率都在15-30%左右。至於台灣,由於多年景氣不佳,政府屢屢企圖以低稅率企圖獎勵投資,擴大稅基,因此不斷調降企業所得稅,從25%降至20%,2015年再降為17%,已經跟香港相當,屬於低企業所得稅國家(但台灣施行個人與企業兩稅合一,個人所個稅負不低)

由於各國稅率高低差距甚大,跨國公司各國子公司眾多,節稅有道,實際的稅賦遠遠低於總公司所在國的稅率,例如蘋果公司的有效稅賦只有9%,台積電只有13%。由此可見,雖然繳稅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但是合法地採用各種方式降低賦稅,仍然是企業的標準作業程序。

高稅率就能有更好的社會福利?

稅收無疑是一個國家所得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手段。理論上稅賦越重,政府可以操作的空間越大,重分配的效果越能彰顯,但在民主國家,增加稅賦是吃力不討好的訴求,更何況有兩個因素影響重分配的績效。

首先是政府的效能。雖然各國政府清廉和施政能力不一,但普遍來說,公部門的效率都比私部門遜色。從較有效率的私部門徵取更多的稅收,然後交由缺乏效率的公部門進行重新分配,這種操作既難令人信服,也難叫人放心。

其次是如何設計重新分配的機制。究竟應該救急、還是救窮?給人魚吃、還是教人捕魚?如何能夠救濟弱勢,卻不致於造成依賴?種種考量本來就很難兩全其美,再加上選舉制度下政治人物為爭取選票,針對各族群做出不負責任的政治承諾,以致於政府大量舉債,公共預算捉襟見肘,雖然推出各種社會福利方案,卻往往顧此失彼。

出於以上兩個原因,一般民眾一面反對高稅賦,一面又對社會福利政策產生更高的期望。

然而對於社會安全網最大的威脅是失業率,失業率低,社會福利壓力減小,失業率高,社會福利壓力便急遽上升。在可看見的未來,全球的兩大項隱憂便是:結構性長期高失業率,以及高比率的年輕人失業。

當失業率長期高於10%,其中青年失業率高於20%時,任何社會都不必奢談社會正義,所得重分配也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社會上本來有許多不可或缺的工作,例如義工服務、親人照護、守望相助,雖然重要卻完全無償,如果用所得重分配的角度,他們可能是所得重分配中被補助的對象,但如果用社會分工的觀點來思考,他們的貢獻本來就應該被社會認可,而得到適度的報償。

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

如果採用這樣的觀點,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想法便不再是洪水猛獸。簡單地說,UBI主張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若干收入,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和個人尊嚴,而不至於被社會遺忘或遺棄。

一般人當然對UBI有許多疑懼。

最大的疑懼來自UBI是否會降低人們勤奮工作的動機,造成食之者眾而生之者寡、勞逸不均的社會畸形現象。解決這個疑懼的關鍵在UBI金額的計算。如果採取社會所得五等分,將UBI金額界定在最低20%群組的收入,真正受惠者將落在這個社群裡,他們也正是最需要社會關注的人群。而其他收入高於此一區間的國民,既不能完全受惠於UBI,自然會繼續照常努力工作,賺取更高的報酬,維持比最低水準為高的生活。

第二個疑懼是擔心UBI會造成高所得者更高的稅賦負擔。其實目前各種社會福利方案已經形成可觀的財政支出,一般推動UBI的學者,同時主張取消或減少各種名目的社會福利,例如華爾街日報一篇專文中便建議,如果超過21歲的美國成年人每年領取1萬3千美元收入,其中自付健康保險,並同時取消社會安全保險、老年年金等社會福利,美國聯邦政府每年還可以節省兩千億美金。

六月初,瑞士舉辦全世界第一次UBI公投,結果以懸殊比例落敗,充分反應出上文提到的種種疑懼。但在同時,芬蘭、加拿大等國也通過UBI試行方案,希望以實驗結果來驗證利弊,作為未來改進的參考。

未來需要更強韌的社會安全網

綜觀全球UBI的發展,其實理念上的支持者不少,困難仍在缺乏具體的施行細節,因此小規模試行是目前最理想的入手方法。

對台灣現況而言,全民最低收入根本是天方夜譚。 從近來各種年金制度的討論,便可以了解現行許多社會福利方案多為OK繃式,而且吵鬧的孩子有糖吃,結果社會正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卻不能轉換成理性與感性平衡的周全思考。但台灣既然矢志成為福利國家,在這個時候思辨UBI之類的思潮,正可以讓我們對通往福利國家的途徑有更清楚的方向感。

任何社會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其中既設有激勵機制,讓勤勉努力的人,得到應得的回報,同時也應該建立雖疏而不漏的安全網,提供處於逆境的人奮鬥的勇氣。如果未來的世代,失業率真的居高不下,這張社會安全網勢必需要更為強韌,私部門既需要負擔起更多的責任,公部門也該未雨綢繆,用社會分工的觀念重新探討社會分配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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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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