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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效應是一項重要的經濟發展手段。任何經濟體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都曾經制定政策打造社群,擴大群聚的效果,以增加對外的競爭力。從最早的加工出口區、30年前的科學園區,到最近的軟體園區、生技園區都是一種群聚。

即使不靠政策倡導,群聚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現象。例如全球人口從鄉鎮向城市移動,或是知名大學附近的新創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都因為群聚是一種效率較高的社會結構。

同類型的水平聚合 vs.上下游的垂直聚合

也許可以把群聚分為兩類,一種是水平聚合的群聚。例如在金石堂或誠品崛起以前,重慶南路整條街都是書店;沅陵街雖短,幾乎家家都是鞋店;或是上五分埔,必定是為了買衣服。不少人覺得納悶,每家店都在賣書,或賣鞋,豈不是彼此搶客人?話雖不錯,不過商家考慮的是人潮,當每個想買書的人都上重慶南路,想買鞋的人都到沅陵街,人潮增加的效益遠遠超過競爭的損失。

另一種是垂直聚合的群聚。像是新竹,先有日據時代成立的聯合工業研究所(現在工研院的前身),後來50年代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陸續復校,80年代接著成立了科學園區。之後20年,園區的產業從個人電腦、周邊設備,發展到半導體的生產與設計,形成了一個上下游零組件完整的產業鏈。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垂直聚合的經驗。

在所有商業活動裡,最需要群聚效應的可能是創新與創業。創新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相濡以沫,不同的腦袋相互刺激,不同的學科交互授粉。良好的創業環境除了創意創新之外,還有幾個要素不可或缺:人才、資訊、資金、政策、和各種加值服務,諸如法務、會計、以及顧問群等。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規模、相對密集的群聚,創意難以激盪,創新很難著床,創業更是事半功倍。

群聚和區域平衡可以並存嗎?

群聚效應的好處,多數人都認同,很少人會反對。但也有人擔心,如果西瓜一直偎大邊,一個聚落成了天龍國,其他區域都成了下里巴,造成一線與二線城市差距加大,或是城鄉嚴重失衡 。於是區域平衡發展成為另一個獲得普遍支持的主張。

問題是群聚效應和區域平衡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概念。努力促進區域平衡必然會降低群聚效應,追求群聚效應不免減少了區域平衡的發展。

魚我所欲,熊掌同樣為我所欲,兩者可以得兼嗎?那就要看優先順序了。

矽谷:群聚效應的典範

在促進區域發展的同時,不能沒有全球化的觀點。任何自由經濟體系,都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系統,資源輸出或輸入時,總要面對全球生產力的競爭。用運動做比喻,如果只為了國家內的錦標賽,參加的團隊自然多多益善,反正志在參加,總有人得第一名。但一旦要出國比賽,就不能不組織國家隊,才能增加勝算。

跟運動相比,能滋養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複雜百倍,國際競爭之激烈更超過講求續航力的馬拉松賽跑,不能只爭一時的勝負,因此群聚效應更為重要。

矽谷是群聚效應最典型的例子。美國的國力夠強大,富庶的城市很多,紐約、波士頓、芝加哥都是工商科技發達的城市,但是矽谷(包含聖荷西、舊金山及狹義的灣區)區區5百萬人口,佔美國總人口不到2%,卻因為是創投的源頭,創業家的聖地,新興產業的搖籃, 每年40%的創投基金都投入在這彈丸之地。

也出自於群眾效應,全美國市值最高三家未上市的獨角獸(市值超過10億美金)Uber, Airbnb, Palentir都創立於矽谷。三家公司的創辦人原本來自其他城市或國家,到了矽谷因緣際會,結合了創意、人才、資金成立公司,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成長。當年臉書在波士頓成立,拿到創投資金後便把公司搬到矽谷,成立總部,只花8年的時間,便打造了1千億美金的市值。想要成立汽車公司首選應該是汽車城底特律,但是伊隆.馬斯克卻選擇在矽谷創辦電動車公司特斯拉,因為「在矽谷才能找到第一流的電子工程師」。

類似的例子無法窮舉。矽谷之所以成功,在於充分發揮群聚效應,雖然也因此成了天龍國,薪資高漲,房價狂飆,交通壅塞日益嚴重,但是從創意到創業、從創業到成功,從0到1到n,矽谷的轉換效率傲視全球,鞏固了它作為全球創意之都的地位,這都得歸功於群聚效應。全世界多少城市想要模仿,但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群聚效應無法靠複製或移植,只能依賴時間逐漸的累積。

群聚效應在中國也同樣發酵,北京、上海、深圳三個城市佔中國人口不到5%,卻佔了全國創投投資份額的45%。在這三個城市裡,創業咖啡、共同空間、加速器林立,創業家與創投家的聯誼成為一種日常社交生活。這樣完整的創業生態環境,其他的中國城市人口再多(例如重慶),也很難複製。

如何在加強群聚效應的同時兼顧區域平衡?

那麼為了加強群聚效應,區域平衡是否只好放在一邊?這就回到前面所說的優先順序了。

如果要在國際舞台跟世界競爭,就要努力增加從0到1到n的轉換效率,想要增加轉換效率,就必須擴大群聚效應。純粹為了區域平衡的目的,刻意扭曲資源分配以削弱群聚效應,只會降低長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不過為了追求群聚效應,對區域平衡便束手無策嗎?也不見得。如果能夠接受幾個基本前提,也許可以對區域平衡建立較為務實的目標。

首先應該接受人類生活逐漸城市化的趨勢,無論從能源、資源、土地的利用,競爭力的提升,城市都比鄉村更有效率。

其次是鄉村和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有所落差,落差可以降低,但不可能消弭。 

最後是城市與鄉鎮的關係應該是分工,相為腹地,而不是交相競爭或取代。無論一線、二線城市或鄉村,最重要的是建立社區自信,無論城市和鄉村各有風貌,應該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文化或產業特色。有機而非外力強行介入的區域發展,才是真正平衡的發展。

台灣的產業,有沒有足夠的遠見走出去?

這次台灣總統選舉,在小英主席領導下民進黨大勝,選前的5大策略性產業政見即將進入政策執行階段。這五大產業從國防、生技、綠能、精密機械到物聯網,分別座落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從北到南平均分配,並且特別將亞洲矽谷的名號掛在桃園,顯然企圖在群聚效應和區域發展上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這樣巧妙的設計用意固然良好,但應該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這五大產業是準備參加台灣盃的競賽,還是世界盃?如果是台灣盃,企圖改善區域平衡也無妨,如果要打世界盃,以台灣之規模,恐怕還是該在群聚效應上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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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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