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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矚目的諾貝爾獎一個月前剛宣佈2015年得主,跟科學有關的物理、化學、醫學的三大獎共有8位得獎人,其中最最輕的日本物理學家梶田隆章也已經56歲,最年長的是醫學獎的三位得主,他們都超過了80歲,大陸第一位土產諾貝爾獎得主屠喲喲甚至年高85。這8位科學家的平均年齡高達74歲,超過一般65歲退休年齡9年之多。

看來要得諾貝爾獎必須高壽,因為它只頒發給在世的人(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已經內定了沈從文,可惜他當年5月份就死了,早了5個月),而且衡量標準是必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具體貢獻。而許多突破性理論的重要性不等個一二十年難見真章,有條件角逐的候選人只好一年又一年,耐心等待。

這些重量級的科學家雖然德高望重,但多數過了他們學術研究生產力的高峰期。頒發一個諾貝爾獎,只是認可他們早年的研究成果而已,雖然肯定了過去,卻少了些激勵未來的力量。

相較之下,麻省理工學院 Technology Review(TR)期刊每年選拔35位年齡在35歲之下的青年發明人,看重的就是未來的發展潛力。Google的兩位創辦人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在2002年入選的時候,他們只有28、29歲,Google還沒有上市。臉書創辦人祖克柏2007年入選才23歲,臉書不過才成立了三年的光景。在這麼早的階段便能預見他們未來的影響力,固然需要伯樂的眼光,但也少不了獎勵後進的成份。

觀察這35位不到35歲的青年俊秀,見微知著,不難窺見一些未來趨勢的端倪。

以2015年為例,35位得獎者中共有4位華裔年輕學者:陳雲霽、Jun Ge、Zhen Gu、鄭志強(Benjamin Tee)。前面三位來自中國大陸,鄭志強則來自新加坡。更值得注意的是陳雲霽是在大陸土生土長的科學家,從未出國留學喝過洋水,卻可以跟洋博士平起平坐,成為全球35位傑出青年科學家的一員。

2015年不是孤例,在我的印象裡,過去十幾年中,每年得到TR獎的華人總在三四人之譜,除了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之外,其他多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似乎不見來自台灣的優秀青年科學家,這說明了什麼現象 ?

為什麼將年齡分水嶺訂在35歲不是沒有原因,這是創新能量最豐沛的年歲。牛頓發現白光光譜時剛30歲,愛因斯坦發展出狹義相對論才27,波爾建立波爾模型時也27,而海森堡提出測不準原理的時候才26歲。以現在的學制,得到博士學位時大約在27到30歲之間,之後才能專心做研究,如果動機強加上運氣好,三五年研究有點成就時大致不超過35歲。

事實上,在美國學術界,將研究領域的前沿不斷向前推進的多是屬於這個年齡層的博士生、博士後、或者是新科教授,無論生醫、奈米、機器人、人工智慧、深度學習這些熱門的領域,資深教授早年學的知識早已過時,終身職(tenure)拿到後動口的時間比動腦多,再擔任起一些行政工作,終於荒廢了學術研究的耕耘。

台灣學術研究的前途之所以令人擔憂,正因為嚴重缺乏這群35歲以下、能跟先進領域接軌的能量。出國留學生大幅減少,回國的自然更少,台灣本土雖然培養了一些新秀,指導教授當年也很傑出,但回國20年,舊知識的折舊率高,新知識的補充有限,徒弟的素質可想而知。再加上少子化造成的大學超容現象,老教授不願退休,新教授難以進門,台灣學術研究水準的前途可想而知。

不止科學家年輕,創業者也是英雄出少年。美國的Inc. 雜誌效法麻省理工的TR雜誌,每年選出35名不滿35歲的創業者。這個選拔顯然更為困難,因為這年頭創業的不都是年輕人嗎?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局2013年的資料,成立短於5年的公司,70%的員工年齡低於45歲,27%在25至34歲之間。相較之下,20年的老公司,超過50%的員工超過45歲,只有18%的年齡低於34歲。

這是全美國的資料,至於灣區,由於新創公司如雨後春筍,每年超過2000家,創辦人本來就是年輕人,雇用的員工自然多屬於相同的年齡層。甚至於成長快速的重量級公司也偏愛年輕人,蘋果公司雖然馬上要慶祝40年慶,員工人數超過接近10萬人,但員工年齡中間值是31歲,換句話說,有5萬名員工的年齡在31歲之下。谷歌多年來一直維持在29歲,最近才增加到30歲,臉書則只有28歲,它的創辦人祖克柏也不過31歲而已。

這些公司如果雇用各個族群的員工比例跟整個灣區比例相同,那麼其中大約有10%的員工屬於華裔。由於年紀較輕,每10位華裔員工中,可能有1名來自台灣,4名來自大陸,3名屬於台灣移民第二代,2名為來自其他地區的華裔移民或老僑後代。 

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島嶼國家,不可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需要適當平衡。國際視野除了以地緣政治為出發點外,也應該對世界人口和海內外華人消長的趨勢有所掌握。

2014年美國人的年齡中間值是37.6歲,中國略為年輕,中間值為36.7歲,台灣便顯得較為老成持重,中間年齡為39.2。但因為台灣和中國出生率低,中間年齡上升的速度每10年約增加5歲之多,美國由於出生率高加上眾多的年輕留學生移民,每10年中間值大約只增加2歲,因此十年後,台灣中間年齡將比美國老上5年之多。

未來世界本來屬於現代青年,當全球科技進步的腳步持續加速,明天更是掌握在今天的青年手中,如果台灣不能抓緊最後的機會,遲早會被離心力甩出圓周。

台灣該做些什麼?

鼓勵留學生出國當然很重要,但是總要5年7年才能見到成效。鑑於博士後研究是現代重要的人才層,可以加強台灣及美國雙向博士後人才交流,一方面資助台灣博士到美國學術單位從事尖端博士後研究一兩年時間,能回台灣當然很好,留在美國也不錯,相當於在人才銀行存款,不但可以持續加值,還有未來提領的機會。同時也不妨大幅招攬美國博士後到台灣進行研究,他們既可以帶來最新的資訊和研究方向,又能促進洋土交流,撞擊出新的火花。

另外一項無法避免、只能面對的問題,就是來自中國的華裔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份量將更加舉足輕重。台灣應該視這些學者為潛在的夥伴或是無形的威脅?雖然這兩種成份都不可免,但是許多中國學者在美國久居,民主自由的體會深刻,對台灣有先天好感,障礙反而在台灣,有膽展開雙臂表示歡迎嗎?

另一個台灣應該積極爭取的族群是台灣海外移民的第二代,我在《向海外移民第二代招手》一文中曾經闡述:

就人才而言,這些人可能比年歲漸長的第一代移民更接近世界科技前沿,更符合台灣當今需要。就資源而言,他們也許個人累積的資源有限,但可能掌握較多的組織資源。就長遠性而言,第一代移民也許曾經叱吒風雲,第二代卻擁有無限未來。

平心而論,台灣近年來目光多半投向過去。每次提到產業發展,總是希望能發掘下一個台積電或聯發科;談到台灣經濟發展史的功臣,一定開始懷念孫運璿、李國鼎;各種協會組織舉辦年會,最流行的是頒發終身成就獎,施振榮和張忠謀不知道拿了多少獎盃,他們可能心中無奈,然而盛情究竟難卻。

因此台灣如果想要走向世界,首先應該走向未來,目光投向海內外年輕族群,學習TR或 Inc. 雜誌,提倡35歲的青年力量,像伯樂般尋找奔向未來的千里馬。而不必效法諾貝爾獎,目光聚焦過去,雖然獲獎人得到無上的榮譽,終究是錦上添花,對未來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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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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