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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不斷降低,因此不免又引發一輪對最低工資的爭議,特別是總統大選即將起跑,原本莫衷一是的經濟問題,攪和上政治人物的選票考量,最低工資再度成為報章雜誌上的熱門話題。

整體環境顯然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訴求有利。加州大學系統宣布3年內將最低工資從10元拉高到15元(相當於月薪7萬台幣),漲幅高達50%,紐約州也準備在未來幾年內將基本工資從每小時8.75元提高到15元。全美國雇用50萬員工的沃爾瑪向來以僱用血汗勞工為人所詬病,終於承受不了輿論的壓力,宣布在2015年4月起,最低工資提高到9元,2016年起再提高1元。

最具有標竿效果的是美國聯邦僱員的最低工資。2009年聯邦最低工資為7.25美元,6年之間,美國人均GDP從2009年的47,001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54,629美元,漲幅達16%, 同一期間,消費物價指數也上升了11%,但是每小時7.25的基本工資卻紋風不動。歐巴馬總統幾年來屢次嘗試調整,但都因為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而無功而退。2014年初600位經濟學家看不過眼,聯名簽署了一封給歐巴馬和參眾兩議院的公開信,建議三年之內,每年提高最低工資95美分,2016年到達每小時10.25元的水平,只可惜連署信發出後有如泥牛入海,了無痕跡。兩星期前,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一位女總統的希拉蕊也公開宣稱,每小時15元的工資衝擊太大,整體經濟恐怕難以負荷,但是12元卻是一個合理的水準,她全力支持。

提高基本工資之所以受到種種阻力,反對者最重要的論點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工資應該由市場供需來決定,政府加入的外力干預,不見得可以增加社會底層的收入,反倒會產生許多後遺症。

最令人擔憂的後遺症是領取最低薪資的就業者多是婦女、青少年、弱勢族群,缺乏專業工作技能,如果最低工資提高,他們的工作機會最有可能受到威脅。薪資再低,總比失業而完全沒有收入來得高。

也有人擔心人工成本提高,企業可能失去競爭力,因經營環境不佳而萎縮或倒閉,反倒減少工作機會。即使競爭力強的企業也一定開始積極進行自動化,減少對低階人力的依賴,長久下來,工作機會必將逐漸減少。

同時最低工資大幅提高,其他工資也難免水漲船高,可能引發物價快速上漲,抵銷工資上漲的實質效益。企業也因費用增加,獲利力減低,股票價格滑落,社會的整體財富可能因而減少。以沃爾瑪為例,如果每小時提高1元美元工資,整個公司便增加10億美金的負擔,佔全年公司160億美元淨利的6%, 比例不低。如果利潤降低6%,股票價格可能下降10%,所有沃爾瑪股東的財富將因此減少240億美金(沃爾瑪公司市值約2400億美金)。這筆帳算下來,為了提高員工每人一小時一美元的工資,股東等於付出每位員工一小時24元的代價,結果反而降低了整體社會的財富。

以上這些論述,支持提高最低工資的經濟學家不是不了解,但是經濟問題是一個多因素、多面向、多重因果的現象,例如經濟分配的公平性便是一個重要的考量,雖然齊頭式的平等不可取,但經濟發展的利益為部份人士獨佔同樣令人無法接受。如何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便是保障底層勞工參與分配的一項重要工具。

有人分析自二次大戰戰後,美國最低工資跟隨生產力提高而亦步亦趨,在1968年達到最高點,至此之後雖然生產力持續上升(1979至2012年間上升了85%),但通貨膨脹指數調整後的最低工資反而下降。如果考慮生產力和通膨,今天的最低工資應該高達每小時22元。7.25元與22元如此巨大的差距,顯然市場機制失靈,不能期待它能對生產所得進行有效和公平的分配,只好使用外在力量強力介入。

至於提高最低工資必定會增加失業率的說法,許多經濟學者也不完全同意。因為許多最低工資的職位多屬於服務業,黏著度高,不容易外移。同時收入增加,消費也必然同時增加,反倒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機會。就以中國為例, 透過政府的強力干涉,北京的最低工資從2005年的580元人民幣上漲到2015年的1720元,足足漲了三倍,失業率也不見增加,可見公平分配如果能跟經濟成長有效掛鉤,不一定對就業水準造成威脅。

其實到今天,如果還有人相信市場萬能,他八成屬於人群中的人生勝利組、市場經濟的既得利益者,要不然就是不知道凱因斯經濟的主張便是用財政工具介入市場,擾亂市場經濟的宿命,像是贏者全拿的現象或巨幅震盪的景氣循環。例如反托拉斯法,美國早在1890年便已經通過,最低工資法的概念也在經濟大蕭條之後的1937年成為法律。如果相信市場萬能,便不需要建立反托拉斯法或由公部門訂定最低工資。

相信市場機能的經濟學者、企業主、偏向資方的政治人物,或一般右派的保守人士,通常主張成長為先調整工資在後,強調公平分配的經濟學者、勞方、民粹導向的政治人物,或較為左派的自由人士,當然認為工資調漲已經落後經濟成長,再不調整,落後更多。

台灣的經濟發展失去了往日的耀眼光芒,大家有目共睹,而薪資所得長期停滯不前,許多人更是感同身受。大幅的薪資成長,必須仰仗高度的經濟成長應該是多數人的共識,但是適當的微調,時間點應該落在經濟成長之前還是之後?卻是公共意見的分歧所在。

台灣的最低(基本)工資從2011年起,大約每年調整一次,從2011年的每月臺幣17,880元調升至2015年7月的20,008元,調幅達12%,同一時間,台灣人均GDP從每年美金19,278元上升至22,635,漲幅17%,最低工資調整稍為落後GDP成長,但不算離譜。但若跟韓國想比,韓國同一時期最低月薪從768美元上升到992美元,漲幅達29%,而GDP的成長卻是26%,相較之下,台灣最低工資的絕對值和漲幅都略遜一籌。

從中國和韓國的例子,可以看見分餅和把餅做大的相對效果。分餅自然要公平,公平固然借仗政府的介入,更需要企業的同理心,但想要基本工資大幅成長,只有把餅做大,做大餅則要靠實力,靠創造附加價值和經濟成長。

平心而論,經濟現象除了GDP、人均所得、生產力成長這些硬梆梆的數字之外,也是社會心理的集體呈現。就像棒球隊一樣,球員的信心與士氣對於球隊的輸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信心與希望也是重要的經濟驅動力之一。 就業人口中如果大多數人長期無法參與經濟成長的成果,其不平之氣可想而知,主動隨經濟成長和物價指數調整最低工資應該是現代政府的基本任務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企業主的心態,皇帝不差餓兵,一面適度調漲薪資,一面增加企業附加價值,這才是勞資兩方雙贏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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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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