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是否到過不丹,大概都聽說過不丹是個幸福的國度。雖然年人均所得不到2500美元,但在這小小王國,人人「發自內心的幸福出於言表」。現代社會裡,贏者全拿的資本主義似乎走到了山窮水盡,不丹這樣一個與資本主義背道而馳卻充滿快樂的國度,給對資本主義失望的人帶來了一絲希望。 

不丹是幸福經濟最早的提倡者,早在1972,不丹國王便勇敢地說:我們要快樂,不要GDP,然後提出了「國家快樂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這些年來,許多台灣人迷上不丹,去一次不夠,有人去了7次、8次、12次,但卻不太聽說有那些人移民到不丹。同一個時期,許多人選擇移民到美國,雖然那裡生活緊張、競爭激烈,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也有許多人選擇到中國闖蕩江湖,雖然那裡霧霾籠罩、生態惡劣,是個環境吃人的世界。

為什麼人的嚮往和人的選擇有這麼大的距離?不丹的幸福只有不丹人才能擁有?還是不丹的幸福只是旅人的想像,他鄉人的移情作用?還是,其實人追求的先是經濟,其次才是幸福? 

這些問題不免牽涉到:幸福經濟真的可以能夠帶來幸福嗎?幸福來源在哪裡?甚至於,幸福究竟是什麼?

 幸福經濟的兩種論述

如果把幸福定義為快樂(happiness),那可是百分之百主觀的個人心理作用,一無所有的窮打鐵匠,也可以比予取予求的國王更為快樂。如果把幸福定義為福祉(well-being),那就得問:如果全國所有的打鐵匠都一無所有,這是不是社會的問題?他們成為打鐵匠,是否因為別無選擇?國家是否應該提供機會,使得技藝超群、別有才情的打鐵匠,有一天能夠更上一層樓?

如果說快樂就是個人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像打鐵匠甘於現狀,無憂無慮,這是英國哲學家邊沁對快樂的主張。如果說快樂是一個人能夠掌握機會,自我實現,即使是一個打鐵匠,也能夠發揮他最大的潛能,這是希臘古哲亞里士多德的觀點。 

因此所謂幸福經濟,有一個令人困惑的雙重人格。一種是邊沁式、相對主觀、訴諸個人感受的幸福經濟,就好像幾年前,馬總統氣急敗壞地要求政府部門施政要讓人民有感。只是一樣米養百種人,人人好惡不同,以至於政策無所適從,往往順了姑意拂嫂意。一種是亞里士多德式,嘗試建立一套可以客觀衡量的幸福指標,由此設計各項經濟政策,打造全民的幸福未來。例如不丹王國建立的國家幸福指數,或者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建立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兩者都主要採取亞里士多德式的客觀快樂思維,但也加入部份邊沁的主觀快樂感受。

台灣行政院主計處便根據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今年8月份第二次公佈台灣的國民幸福指數。在37個國家中,台灣排名第18,但在亞洲排名第一,高於日本及南韓。這個結論似乎跟老百姓的感受有嚴重的落差,因此中華徵信所自行另作調查,結果發現台灣人的幸福果然落在日韓之後。可見制定幸福指數固然重要,客觀的數據才有實質的參考價值。

 幸福指數不能展現的真相

OECD提倡的「美好生活指數」一共評估11個領域,24個指標,其中三個領域有關物質生活 (居住條件、所得與財富、工作與收入),八個領域有關生活品質(社群關係、教育與技能、環境品質、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人身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 )。評估的方法大部分依據客觀數字,少數透過民意調查來了解人民主觀感受(例如詢問受調查者:你自認健康嗎?你自認幸福嗎?)。

綜合評估11個領域,當然比追求GDP一個單獨數字來得周全,只是這足夠反映出人們對幸福的憧憬嗎?譬如說:除了所得與財富高低之外,低所得與高所得的差距是否才是社會不滿的根源?除了追踪謀殺犯罪率之外,自殺率是否更能真實反應某些人對追求幸福的徹底絕望?平均壽命逐年增加固然值得慶賀,但生命末期的生活品質如何衡量?

不丹王國廣受稱譽的國家快樂指數包含9個領域,33個指標,這9個領域有許多跟OECD重複。但其中有兩項較為特殊:文化多樣性及韌性,和生態多樣性及韌性。 

以文化多樣性為例,不丹建立了4項指標:語言,傳統技藝的傳承,文化活動參與,以及傳統服飾和禮節。就以參與文化活動這個指標來說,一個公民如果每年能夠參加6天以上的文化活動,就算達標, 天數越多,快樂指數越高。傳統服飾和禮節也很獨特,藉著這個指標,既保護傳統不被現代文明所污染,也維持了一個上下有節的和諧社會。

不丹王國寧要快樂,不要發展,得到很多人的讚歎。只是不知道這些人是否同時注意到,以現代文明標準而言,不丹其實是一個極為落後的國家,全國識字人口只有50%,社會階級意識牢不可破(傳統服飾也是維持社會階級的一項工具),男女地位懸殊,一夫多妻是正常現象,前任國王在1988年結婚時,他同一天正式娶入4位姐妹作為王后。

不丹人究竟多快樂,局外人難以揣摩,也不容置喙,只是時代巨輪不斷滾動,這樣緊緊抓住傳統不放的快樂可能持久嗎?

果不其然,現任總理在2012年上任後,他便宣布不再強調國家快樂指數,而將施政方針導向於如何清除阻擋快樂的障礙,其中包括加強基本建設如修橋造路,以及每一個農村配置一台自動耕耘機等等。

 自己的幸福經濟,自己打造

經濟最終的目的是什麼?經世濟民嗎?聽起來冠冕堂皇,其實最卑微的目的不過是希望幫助多數人趨向幸福,遠離苦痛。以GDP為單一發展指標,顯然跟這個目的不能對焦。能帶來一線曙光的,或許是幸福經濟,或許是民生經濟,或許是福祉經濟,無論哪一種觀念,終究必須處理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 幸福感有很高的在地成分,必須是在地人切身關切的生活品質議題,而不是外地人認為應該具有的品質。美國人不能了解台灣人渴望什麼樣的幸福,同樣的,台灣人也不適合對不丹、或大陸指指點點,告訴他們幸福應該從哪來。

• 幸福固然是主觀的感受,但要形成經濟政策,必須要有適當的客觀量度。對於完全主觀的快樂,心理學比經濟學更能使力,性靈培養和宗教功能比經濟手段更為有效。要談幸福經濟,總是不免要跟政策接軌,又要同時建立主觀感受的回饋迴路,來衡量政策的效果。 

• 增加幸福和減少苦痛的重要性並不對稱,一個人追求幸福沒有上限,能夠承擔的苦痛卻有上限,因此經濟政策中,減少苦痛應該比增加幸福更為重要(例如失業比低工資痛苦,政策應該以增加就業為先,提高工資其次)。

• 穩定固然是幸福的來源之一,停滯卻不是。個人有充分自由選擇拒絕現代化,社會既無權利、也沒有力量阻擋現代化,幸福經濟能做的是順勢而為,迎現代化之利,避現代化之弊。

• 任何幸福或生活品質的量度,一定是多向面(例如OCED有11項領域、24個指標)。不同的國家要能分出排名高下,就必須將各個指標加權平均,最後產生單一指數。但是不同的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可能對某些領域給予的權重不同,例如開發中的國家,成長可能較為優先,而已開發的國家,經濟平等和社會流動也許更為重要。事實上,以英國和法國推動的國家福祉指標為例,它們不再計算綜合指數,進行國與國間的比序,而更重視各單項指標的長期追踪。

其實幸福是一隻難以捉摸的小精靈。亞當史密斯說幸福是無法探測的脈搏。它像多年夫妻的愛情,擁有時往往忘記它的存在。它也像在餐廳吃飯,隔壁桌客人點的菜色總是看起來比較好吃。它又像一種期貨,未來漲跌的走勢反映在今天的價格。

要把這樣古靈精怪的幸福關在經濟學硬邦邦的鐵籠子裡,其難以駕馭可以想像。不過我們還有什麼別的選項嗎?也許正好趁著這個機會,把由市場經濟、完全競爭、放任管理這幾根鐵柵欄圍起來的經濟牢籠打開,看看幸福這古怪的小精靈,能把我們的經濟發展帶到什麼樣的新天地?

photo credit:Wonderlanerajkumar1220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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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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