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是美國遊騎兵部隊士兵派特•提爾曼(Pat Tillman)在阿富汗陣亡的十週年紀念。自從布希總統在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14年來,美國士兵在阿富汗陣亡人數達到2300人,提爾曼不過是2300人其中之一,但他幾乎變成阿富汗戰爭中美國青年為國捐軀的象徵。十年之後,他的影響力仍然方興未艾,為什麼?

一個原因是當年23歲的提爾曼本來是一位傑出的美式足球明星。2002年,911事件發生後9個月,他放棄了3年360萬美金的合約,自願加入遊騎兵部隊,領取一個月美金1800元的薪水。這樣一個熱血青年報效國家的故事,當時的國防部長倫斯斐在第一時間便得到消息,但提爾曼始終拒絕任何媒體曝光的機會,因為他認為這不過是個人選擇,無足稱道,因此不願意被塑造成從軍報國的樣板金童。

第二個原因是自從提爾曼陣亡後,才27歲的遺孀瑪麗將傷痛轉為行動,成立了提爾曼基金會,每年舉辦路跑來紀念熱愛運動的派特,十年下來,參加者越來越多,幾天前剛舉辦的第10屆路跑,與賽者高達2萬7千人之多。2008起,基金會又開始選拔「提爾曼軍人學者」(Tillman Military Scholars),鼓勵年輕的退伍軍人繼續追求學業,幾年內共有290人受惠,在結束軍旅生涯之後,接受基金會的資助,展開人生新的一頁。

一個生命的逝去,有如蠟燭驟然熄滅,留給家人的只剩永恆的黑暗,所有跟這個生命相牽繫的歡笑、快樂、希望,頓時喪失了未來。這樣的哀痛,全世界每個角落每天都有人經歷、承擔、負荷,有人悼悔懊惱,有人氣憤難平,有人墜入沮喪深淵,有人寧願選擇遺忘,也有許多人,在這些情感的廢墟上,一磚一石,重建起一座座刻著亡者名字的殿堂。

這樣的人在美國似乎特別多。

酒駕肇事是現代人生活壓力的副產品。一項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自1970年至1986年的酒駕肇事是件增加了223% (同期駕照數量僅增加42%),另一項統計數字卻顯示自1980年至2012年,酒駕肇事逐年降低,幾乎減少了一半。

1980年,正是MADD組織成立的年份。

MADD的全名是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1980年加州一位13歲小女孩走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一位喝醉酒的駕駛撞死,她的媽媽悲傷和憤怒交集,喪禮後的第二天,在家裡成立MADD。30年後,MADD在美國各州都設立了辦公室,每年募得的款項高達4千萬美元。

MADD的使命是透過立法和教育降低酒駕肇事,同時協助受害人家庭治療事件後的創傷。1985年後美國許多州紛紛透過立法,限制年輕人必須年滿21歲後才能購買含酒精飲品,這是MADD在國會和各州遊說的成果。另外酒醉的標準從血液酒精濃度(BAC,Blood Alcohol Content)0.15%降至0.08%,最近又在討論降到0.05%,也多虧了MADD多年鍥而不捨的努力。

MADD最近的遊說工程是在汽車上裝置啟動鎖定裝置(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結合呼吸測量裝置跟馬達啟動鎖,如果BAC超過法定濃度,駕駛便根本無法啟動汽車。這個法令如果通過,大概就不再需要路邊臨檢,因為酒醉的人根本無法啟動汽車,開上大街。

相對於意外死亡,老病更遠為常見,眼見親人一天天走近死亡,自己既無左右能力,也無從分擔,這種刻骨銘心的心路歷程,許多人都曾經驗。但也有人能在這種失衡無力的真空中,孕育出另一種新生的力量。

在《Forbes》雜誌上排名全國第30大的慈善組織蘇珊•寇門基金會(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的誕生,便出於此。

1977年,蘇珊•寇門被診斷罹患乳癌,1980年去世,享年僅36歲。她的妹妹南希(Nancy Goodman Brinker)在姊姊死前,答應姊姊盡自己一生之力跟乳癌奮戰。兩年後,南茜成立了蘇珊•寇門基金會。

30年間,基金會總共募集了15億美金經費,其中20%用在獎助各學研單位有關乳癌的檢測和治療,40% 用在公共衛生教育,提供大眾可以救命的乳癌知識和該有的警覺。

我曾經投資一家用超音波檢驗乳癌的新創公司 U-Systems。美國檢驗乳癌的標準程序是使用X光乳房攝影(mammogram),但是X光對於高密度乳房中較微小的早期癌細胞無法偵測,極可能造成誤診,這時候必須用超音波。U-Systems在2009年曾與蘇珊•寇門基金會合作,進行臨床研究,發現了幾個X光錯過、卻被U-Systems的超音波儀器檢查出的癌症病例。部份歸功於這樣的臨床合作,結果U-Systems在2012年為GE所併購。

這一類的例子,在美國真是不勝枚舉。像是一位7歲小男孩隨著家人在義大利度假,被搶匪誤殺,孩子的父親對義大利人不存恨意,捐出兒子的器官,5個義大利人因他的器官而獲重生,另外2人得到他的眼角膜。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無私的大愛,原本捐贈器官比例極低的義大利,風氣為之全然扭轉。

觀察這些及其他許多實例,可以感受到所謂的社會風氣,自有它的的厚度和深度,任何一位社會成員在生命特殊關鍵時刻的反應,集結起來,便為社會風氣的澆薄淳厚定了基調。

由這些例子來看美國的社會風氣,不難發現發現有幾個特性。

一.不耽溺於過去,而將目光投向未來。失落的都是過去,不可再回,還能期望改變的,只有未來。前面提到的瑪麗•提爾曼,在公眾目光下,2011年決定再婚,但仍然掛著前夫的姓氏,還進一步接任提爾曼基金會的總裁。在她的新書中,她透露,鼓勵她再婚的主要原因,來自派特死後她拆開他遺留的一封信,信封上寫著「萬一有事」(Just in case),信中有著一句話:「多年來我總是有求於妳,現在再加一件妳大約也不會意外。我懇求妳活下去。」

目光投向未來,move on,才有機會創造新的意義。

二.不為個人的得失所困,而為群體的公益付出。或出於體制或世道炎涼或個人命運多舛,社會裡總是存在著許多不幸。尋求個人正義的伸張,力量總有用盡的一刻,但如果追求群體的公益,力量就有可能連綿不窮。

女兒被酒駕撞死的媽媽,丈夫被友軍誤殺的遺孀(政府初期還隱匿實情),幼子慘遭槍殺的父親,他們或許心裡有恨,都希望對方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都能不為之所困,而從一己之私昇華到追求群體之公益。

三.出自於情感,終於行動。情感可以幫助啟動,卻無法成事。只有採取具體的行動,透過組織的力量,這個社會才會發生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改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自然現象,上述的幾個團體能成長為全國性組織,不是偶然,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情感過剩,有時候反而壞事,優秀的執行力才是終於燎原的真正原因。

四.從個別事件出發,解決結構性問題。個別事件變數太多,即使個人正義得到伸張,並不保證未來不會發生相同的不幸事件,要長期解決問題,必須從結構下手,才能防患於未然。

例如前述的MADD組織,早期的使命多在遊說立法,之後轉向教育宣導,或者是蘇珊•寇門基金會獎助治癌的研發和防癌教育,這都得從個別事件中揚起頭來,觀察結構上的瓶頸所在,然後予以全力一擊。

以美國對照台灣,不免讓人覺得台灣似乎經常迷失在過去的話語中,卻缺少對前景的描繪;所謂個人正義和社會公益之間的衝突,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調和機制;暴衝式的情感有如午後雷雨,卻不知如何適當引導成為水滴石穿的行動力量;對個別事件的過度關切,結果經常扭曲了對結構性缺陷應該給予的關注。

回首看台灣,當然也有一些令人充滿希望的實例。像柯媽媽,因為愛子被砂石車撞死,七年奮鬥不懈,終於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成功。更有彭婉如當年在高雄不幸遇害,18年來懸案未了,為紀念她成立的「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卻已經成為家事管理、居家陪伴等服務最令人信任的品牌。

台灣未來走向更為成熟的公民化社會,道路不會是一條直線,沿途也不見得有路標指路。但參考美國的發展,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柯媽媽,更多的彭婉如基金會,以行動代替運動,化短線為長線,多用手腳,少用口號,迷路的機率可能較低。

photo credit : Hartwig HKD (CC BY-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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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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