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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筆者在獨立評論讀到了〈從北捷鼠亂談「尚弱文化」〉一文,對作者於此篇文章提出的「尚弱文化」現象多有想法,希望能夠在這裡對做些感想發表及分析討論。

在文中,作者觀察近來北捷發生的老鼠事件,並從人們慌亂逃離老鼠一事延伸,指出台北人心理素質低下,在面對他人懦弱的行為時也以同情面對,並將弱者責任推託於社會因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從而更批判近來所謂「進步圈」對歧視的取締、打壓,以及對資本家、國家、媒體等權威的究責。

然而,這樣的說法,對他所謂的「尚弱文化」真的有正確的理解嗎?這種對台北人「尚弱」的批判是否符合實際狀況?作者對於「進步圈」的批判又是否正確?

在同情或批判之前,是不是該先考量情境?

首先,作者將「尚弱文化」定義為「凡事都情有可原」、「對『平民』的期待」皆以「最弱或條件最不利的人也能做到的為準」,並認定「尚弱文化」使能「公開講的」只剩「最低標準」;最後再將此文化與「進步圈」對歧視的「著迷」連繫在一起。

我們從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發現,作者對利用周圍環境因素來推託責任的行為嗤之以鼻,並認為這種對人民只有最低標準要求的方向有利於人們免責脫罪,並使國家無法運作。可是,作者的這種定義,真的符合其所指代的文化現象嗎?就讓我們先從作者對他朋友臉書貼文的評價開始檢視。

作者的朋友對此現象的觀察是:人們依然停留在「四年前那場北捷的集體創傷」,認為此「創傷」並未被處理,便草草結案;而在這種情況下,老鼠的出現變成為了喚起這道創傷的刺激,而這樣的狀況肯定不是「沒睡飽的上班族」可以應付的。對此,作者認為那是對台北人「心理素質低下」的一種「合理化」的掩飾,是一種對「尚弱文化」的社會產物的包裝,並以「昔日」的社會價值會更期許勇敢的「年輕男子」來做比較。

先不論這種對老鼠逃竄的毫無抵抗力是否為「尚弱文化」的社會產物,就憑人們慌張逃跑是否為「心理素質」低下的行為而論,其實筆者認為不論是作者友人還是作者的說法,都有點過於牽扯社會因素了。

任何人看到前方有一群人朝自己的方向跑來,於是認定前方有危險,也跟著拔腿逃跑,這其實是更多的是動物自保的本能。記得先前就有不少整人節目就有做過這樣的惡作劇實驗,也沒有半個被惡作劇的人實際停下來。大家對於衝向自己的未知物的恐懼都是害怕的,尤其是在一早的9點,又遇上了對老鼠帶有刻板恐懼的人,就算沒有4年前的北捷慘案,結果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因此要稱這種反應為4年前的「創傷」或是「心理素質低下」的體現云云,與其說是台北人、台北上班族真的懦弱,不如說是作者和作者友人都太將此事社會化和政治化,以至於把人做為動物最基本的本能反應以及當下的時空狀況給忽視掉了。

至於作者質疑受「尚弱文化」影響的友人為逃竄人群開脫責任,並刻意將人群跟「昔日」青年的見義勇為做比較,這種質問和比較其實是極為「去情境化」的,更像是政治性的選擇性忽略。

倘若今天一開始就有人搞清楚了動亂的根源,這就有辦法很迅速、簡單的被處理掉,如果之後也還有老鼠出沒的事件,卻沒有引發同樣的慌亂,為什麼?難道是因為車上的中年婦女在那之後都變得見義勇為、臨危不亂了嗎?當然不是,這其實只是單純人們在情境之下做出的自然反應而已。因此,筆者更覺得在這之後的「昔日」論,更多的是有一種對「昔日」的浪漫化。

低標檢視,不等於怠惰消極

作者緊接著開始批判人們藉「結構」來開脫自身責任的行為,而也是在這裡,作者告訴了我們他所謂的「尚弱文化」是什麼──即以「最低標準」來檢視所有的人行為,並認定抬高標準為苛刻。作者認為這種文化令人怠惰,消滅積極性,更使人可以推脫而免於受責。這乍聽之下,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在,可筆者認為,這種說詞終究還是將現象過於概括化了。

很顯然,作者並沒有認識到,以最低標準檢視人的行為、檢討社會結構問題,與後來的所提的怠惰、消極是沒有必然性可言的。美國哲學家羅斯在他的正義論中提出過一樣的思考方式,而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法國哲學家法農及杭斯基教授等人也同樣常以社會結構做討論,可他們的論述可有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和動力之嫌、令人放棄自身行為責任之傾向嗎?真正讓人怠惰、積極性低下的,是人民久經呼籲勞權改革未果,總統官員卻麻木不仁的在勞動權益和經濟權利被蠶食的時候,呼籲大家多「運動」。將輿論對總統官員不合時宜的風涼話的反彈當成「裝弱」,並將責任全然推給輿論,不免有些偏頗。

作者說自己近日倡導學臺語,卻遇到了不少人抱怨臺語使用者對他們冷嘲熱諷,因而喪志放棄。作者認為這是他們的推脫之詞,若社會壓力強逼著自己,「早就學會了」,並提到近日進步圈對「歧視」的批判導致了這些學員各個能為自己找到理由開脫。筆者對於前面倒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想法,學員如果一沒有心二非必要,那學不會是自然而然,但是牽拖所謂「進步圈」對歧視的批判,就顯有點牽強附會了。

筆者曾經在補教業教過幾個月英文,上進的學生即使一開始英文再怎麼不好,過了幾個月也可以逐漸進入狀態,但也看過怎麼學就是原地踏步的。雖然當中有些學生明顯帶著把學習當課金、有課金就得立即見效的「手遊玩家心態」,然而也有學生明顯程度不足、卻因某些商業原因被補習班灌水加級的嫌疑,導致學生學習得非常挫折,舉步維艱。若像作者一樣將他們統統打入一類,為「結構」、企業卸責,筆者只能說,台灣企業環境之所以無法進步,勞動環境之所以被人稱作「鬼島」,並不是無跡可尋的。

把責任都推到弱勢者身上,因循卸責的到底是誰?

或許如作者所說,許多感受和因素都是人所想像出來的,可實際上,有更多的感受和因素是人根本想像不到的。如果連想像都不願想像,只是單純地將標準與落後拿來比較,這就僅僅只是所謂「正常人」對「不正常」的人的霸凌而已了。更何況作者可曾想過「標準」與「未達標」的人之間所存在的主觀選擇,往往受制於客觀情境及個體差異的影響?

當然,筆者並不是認為那些受霸凌的弱者自己便毫無責任,在了解自身困境後卻不願反抗「結構」,坐以待斃,甚至意圖撲滅反抗「結構」者的人,自然必須為自己葬送自己的發言權擔起責任;可是反觀作者的論調,卻是「結構」正確論:只要反對「結構」就是在為自身的不利找尋藉口,便是沉溺於自身的被動。

而令筆者最無法接受的是,作者竟為了凸顯出「尚弱文化」的氾濫,說出「裝弱」很容易這樣的言論,這無疑是對於那些深受社會壓力而無法面對坦然面對自身困境的人──如同性戀、受虐兒童及家暴受害者等等──表現出一種無知及傲慢。把兩者綁在一起,只突顯出了作者對「歧視」等社會議題的不慎重。

從筆者的角度看,與其說作者所批判的是那些找藉口的人,作者的這種思路更像是對是現代企業主義「方便管理」、「便宜行事」威權思想的宣揚。筆者認為,這種不願檢討結構,將責任完全推卸給弱勢群體的表現,比起說是在批判弱勢群體的怠惰、無積極性,反而凸顯了上位者對自身改變的恐懼和消極性。

筆者想起數年前台灣某士康公司發生了員工跳樓自殺的慘案,董事長甚至親自查案,可董事長所得出的結論毫不令人意外,直指這名跳樓員工自身患有精神疾病,卻不願面對自家企業克難克到世界盡知的勞動環境。筆者想,在作者和某董事長的這種「去背景化」的說詞下,真正卸責脫責的究竟是「結構」還是檢討「結構」的進步圈,一目瞭然。

綜觀〈從北捷鼠亂談「尚弱文化」〉一文,筆者相信大家都不難發現,作者所謂的「尚弱文化」有個更加簡顯易懂的詞彙,那就是「同理心」,而作者僅僅只是為了包裝企業主義便宜行事、「去人性化」的心態,才創造出了「尚弱文化」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政治標籤。

台灣的社會今天依然還走在一個緩慢進步的道路上,筆者願意相信「尚弱文化」會在台灣的社會中更多元、蓬勃,畢竟,只有這樣的「尚弱文化」才有可能為我們所處的台灣帶來更高水準的生活品質,而一個不存在「尚弱文化」,無法容錯的國家,我相信並不是追求自由平等的台灣人所嚮往的。

(作者現職文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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