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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於2018年2月28日,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31項內容,讓兩岸間的人才競逐情勢更加白熱化。對此,行政院也在2018年3月16日推出「壯大臺灣  無畏挑戰──『對臺31項措施』之因應策略」。

然而,由行政院所推出的因應策略可見,在當前的兩岸局勢下,我方政府乃是將自身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並將自身囿限於此一受害者的舒適圈中,不僅迴避了身為兩岸人才流動失衡危機「創造者」之一應肩負起的責任,同時也放棄了自身所擁有的能動力。

單向度的政治性詮釋,迴避自身需負起責任的事實

在行政院「壯大臺灣  無畏挑戰──『對臺31項措施』之因應策略」簡報檔的前言中,即指出:「對臺31項措施本質上『名為惠臺,實則利中』,應正名為『對臺31項措施』,其目的是從臺灣引進技術、資本與人才,協助中國大陸解決其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困難。」

此段論述看似有理,但卻顯現了邏輯上的弔詭:事實上,若將「其目的是從臺灣引進技術、資本與人才,協助『中國大陸』解決其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困難」,此句中的「中國大陸」,置換為任何一個國家,其實都適用。

從境外引進技術、資本與人才,協助自身社會經濟等面向發展所遭遇的困難,正是當前各國人才競逐的原因與出發點。如新加坡近年來大量招攬臺灣幼教師資,香港高教以豐厚條件吸引臺灣優秀學子赴港就讀等。臺灣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在2017年11月22日公布施行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一條條文「為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特制定本法」,即明白揭示立法宗旨為吸納境外人才,提升臺灣的競爭力。

因此,政府刻意澄清中國大陸「真實意圖」的論述,也就顯得荒謬,亦呈現出政府在面對此一困境時,一方面選擇戴上政治有色眼鏡、以「中國大陸最終是為了自身需要」的單向度觀點進行選擇性詮釋,刻意迴避了中國大陸提供臺灣人才「機會」的事實;另一方面,也迴避了自身亦是當前兩岸人才流動危機的「創造者」之一,必須負起責任的事實:在兩岸人才流動上的排拒、管制立場與刻意冷處理,直接間接都造成了兩岸人才流動失衡。

不可否認的,中國大陸31項措施的出發點確實具有「促進自身社會經濟發展」、「拉近兩岸民眾身心距離」等目的性。然而,這不該只是31項措施的「唯一」面向。「引進技術、資本與人才,協助中國大陸解決其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困難」,與「提供臺灣人才發展機會」兩者並不互斥。將「惠臺」正名為「對臺」,並無法改變中國大陸在追求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確實提供了臺灣人才發展機會與舞臺的事實。一旦戴上政治眼鏡,政府因而得以從自身需負起責任的事實中逃離,但卻使臺灣難以看清當前處境與趨勢,一再喪失轉變契機。

喪失能動力的精神勝利法,無力正視自身力量與困境核心

將自身視為「受害者」角色,除了讓政府暫時迴避應肩負的責任之外,也讓其無法察覺自身在兩岸關係結構中所具有的能動性。因此,政府的相關措施無法聚焦在真實困境上,缺乏評估解決策略的有效性,導致僅能推出治標不治本的短期策略,並以感性信念自我催眠,求取精神上的勝利。如行政院在因應策略簡報檔中的數段論述:

中國大陸磁吸我國各領域尖端人才,我們面對挑戰,無須畏懼。(簡報檔頁4)
政府將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打造臺灣成為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國家,厚植經濟實力,壯大臺灣。(簡報檔頁4)
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自由、民主、法治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也是我們的優勢,更是兩岸最大的差異。政府會致力維護經濟的自由開放以及保障人權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相信,人才只有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才能充分發揮其能量。(簡報檔頁28)
我國學術環境自由,學術根基穩固,各項教學及學術活動的實施教師有絕對自主的權利,不似中國大陸學術環境的人治與極權。107年起實施的玉山計畫,高教深耕計畫的彈性薪資,國立大學教授學術加給10%等誘因,對於我國攬才及留才將可發揮關鍵效果。以上自由的學術環境與薪資誘因,與中國大陸對人才之競逐毫不遜色。(簡報檔頁12)
在國際競爭中,人才的跨國移動、企業的全球佈局,都是必然的趨勢。對所有國家來說,這是衝擊也是機會。我們應該善用優勢,自信面對,積極行動,也請國人團結一致,壯大臺灣,無謂挑戰!(簡報檔頁29)

由行政院上述的主張可見,除了訴求感性喊話之外,行政院對於人才問題的想像,乃是將自由、民主、法治視為我國當前人才問題的「終極解方」。自由、民主、法治,確實是臺灣引以為傲的社會價值;然而,這與是否能提供當前人才所欠缺的「機會」,卻不相關。若單靠自由、民主、法治,就能讓人才留在臺灣並吸引境外人才來臺共同打拚,那臺灣怎還會遭遇當前的人才困境?

目前臺灣人才普遍欠缺「機會」,包括進入職場的機會、生涯發展的機會,以及與世界舞臺連結的機會。這些機會的缺乏,涉及大環境景氣、整體就業機會結構、產學落差等因素。然而,檢視行政院此次所提出的策略一「提升學研人才獎勵」措施可見,首先,相關措施僅能提供「少數」具有背景、人脈優勢的人才機會,並無法打破當前阻礙人才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構,將持續再製不平等;其次,相關措施多為短期政策性支持,或是提供如博士後研究人力等具聘僱期限且不具生涯發展機會的儲備性機會,僅能改善一時的失業率數字,無法根本解決臺灣的人才危機。

「受害者」角色,讓政府不需面對自身應肩負的責任,不需推動措施來積極改變,僅需待在受害者的舒適圈中,放棄自身所具有的能動力,透過「信念」來尋求群眾的認同與支持,以「精神勝利法」自我催眠。然而,或許被催眠成功的,只有政府自己?

跳脫「受害者」舒適圈,正視臺灣在兩岸人才競逐中的能動力

跳脫「受害者」的「舒適圈」,意味著政府必須認知到,自身事實上是「創造者」的角色,才能正視在對當前困境所負有的責任,與其所擁有的能動力,進而推出有效對策。而面對當前臺灣的兩岸人才流動失衡的危機,政府能做些什麼呢?筆者提出以下面向思考建議,期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1.根據當前及未來產業需求改革人才培育,並重視產學接軌:隨著時代變遷,對人才的需求也隨之變化。建議政府應根據當前及未來產業發展趨勢,重新檢視並改革我國人才培育機構的科系規劃與課程安排,並重視產學接軌。此外亦須避免人才培育的「蛋塔效應」,即僅著眼於當前熱門產業需求,而未考量未來發展趨勢,導致在短期內大量、集中培育特定產業的人才,否則培育過剩,人才就業問題將雪上加霜。

2.改善青年就業機會結構,順暢生涯發展機會:青年人才的出走,部分是由於缺乏進入職場的機會,部分則是因為進入職場後,缺乏發展機會,或是專業難以伸展等困境。此外,在高齡化時代,退休年齡的延後為世界趨勢,也衝擊了青年就業。建議政府應著眼於改善青年就業機會結構,並針對高齡化社會對就業結構的衝擊,提早擬具對策。

3.強化高教與國際接軌:強化高教與國際機構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培育我國人才具有國際移動力,並成為π型人才,讓我國人才流動不僅限於中國大陸,還能擴及至世界;另一方面亦藉此提升我國高教招收境外學生的準備度,以有效吸引更多境外學子來臺就讀、發展。

4.逐步鬆綁中國大陸青年來臺就讀的政策限制,為兩岸人才創造更多雙向流動的機會:近兩年,兩岸交流政策多由中國大陸推動,政策話語權明顯朝陸方傾斜,我方僅有零星的限制性政策,兩岸交流事務主導性亦往中國大陸移轉,「中國大陸觀點」逐漸成為主要論述,此亦為政府需重視的危機。建議政府應逐步鬆綁中國大陸青年來臺就讀學位及短期研修的政策,除了讓兩岸青年人才不再只是單向流動之外,亦能藉此增加臺灣對於兩岸關係、兩岸政治定位、文化論述……等觀點的發聲機會,讓中國大陸青年對臺灣有更多深度的認識與理解,除了平衡當前兩岸話語權傾斜的危機,亦培養更多中國大陸青年成為能站在臺灣立場考量的「知臺派」。

5.為具中國大陸經驗或歷練的臺灣人才,創造回流的誘因:在全球化時代下,人才跨境流動實屬正常、不需阻止。政府應思考的是如何吸引人才回流?目前赴陸發展的人才,部分亦有返臺就業的意願與需求,然而卻因缺乏機會,「想回也回不來」。在中國大陸崛起及兩岸關係趨於敏感的此時,這些具有中國大陸經驗或是歷練的臺灣人才,正是臺灣需重視的人才資產,建議政府可透過政策鼓勵,並結合企業與民間組織,連結更多就業與發展機會,創造吸引這群人回流、返臺就業的誘因。

6.了解我國對境外人才的需求,並提供友善政策與配套措施:首先,政府應釐清國家對於境外人才的需求為何?需要哪些專業、層級的境外人才?延攬境外人才的目的為何?其次,目前我國吸引境外人才來臺,多以「薪資」為主要誘因。然而,除了薪資之外,政策、配套措施、友善生活環境、發展機會……等,也是境外人才考量是否來臺甚至留臺發展的因素。因此,建議政府應先針對所需之境外人才進行定錨,並據此打造具吸引力的完善環境,邀請境外人才一同加入臺灣的行列,透過境外人才為臺灣帶來發展的新動力,帶動良性循環,當整體發展提升,也能為臺灣本地人才帶來更多機會。

以上建議,提供政府政策變革參考。若政府能把處理臺大校長遴選事件的究極精神、快速反應與多元策略,發揮在處理我國的人才危機議題上,相信能掌握困境關鍵,並迸發出更為積極有效策略,讓我國的人才危機轉化為契機。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教育文化組高級助理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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