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讓人感動的「總統府白十字」人潮,沒過幾天卻被指責「去政治化則沒有力量」,「沒有具體訴求」,「太守規矩只知道會收垃圾」等等批評。我認為,說穿了就是期待一場革命的人,落了空。

有關「去政治化」的問題,我想活動的主導者不至於認為他們在辦園遊會請大家出來賞月納涼吧?主辦單位和受邀而來的講員的發言談的是以政治力改革現狀,參與的人群也想著要把個人微小的政治力投入一個聚集政治威力的活動裡;總而言之,這個當然是一場百分百的政治活動。

所以有人說,「去政治化」其實指的是「去政黨化」,甚至是「去國民黨,民進黨化」。換言之, 凱道送仲丘活動的去政治化就是「去『普通政黨政治』化」,在普通政黨政治之外另尋政治戰場。以台灣公民行動標榜「跨黨派」,反對「被摸頭」,拒絕「被收編」,強調「去政治化」,這樣的脈絡其實點出台灣社會一種結構性的矛盾:人民不信任普通政治程序,所以政治問題變成只能在「去政治」的非常政治領域裡解決。

以哈佛法學院談判研究中心 William Ury 等教授的衝突機制理論分析,解決任何衝突有三個層次:利益協調,規則判決,與威力較量。從最簡單的幼稚園搶糖果當比喻,把糖果分一半是利益協調的層次,找老師評理是規則判決的層次,然後大打出手就是威力較量的層次。衝突機制理論更指出,三個層次越低,解決衝突的成本也就越低,衝突各方更能接受結果,後遺症也會減少。如果搶糖果的小朋友可以協調,或許會產生細膩的解決方式(如各分一部分,以各人喜好,或是以輪流或抽籤方式分配),但是如果打了架,除了大家流血受傷之外,結局肯定是勝者全拿,敗者等著報復吧。

幼稚園裡如此,國家政治領域也如此。普通政治程序應該讓不同意見和利益衝突的人民得到協調,以司法當作無法協調狀況下的仲裁,而示威,上街頭,砸雞蛋潑糞等高成本低效率的威力較量手段,則是前兩個層次無法運作時,被逼出來的非常政治結果。

其實,非常模式才是台灣政治的常態。國民黨極權時期,人民壓根兒無法參與平常政治程序,所以只有靠上街頭以及聚集群眾,才能奢望與控制國家軍力的政黨以威力較量的方式,逼國民黨還政與民。之後雖然民主化了,黨禁開放了,言論也自由了,總統府的執政更輪替了,但是民主形式外殼裡,人民的平常政治機制一直沒有被健全的建立起來。國民黨掌握了司法和地方體系多年,沒有讓人民有相信司法公正的理由; 地方體系掌控選舉,黑金雙管齊下,選舉選出的議員民代沒有公信力。陳水扁執政八年後民進黨也失盡了人民的信任,到目前還未說服人民。立法院本該代表民意的委員,絕大多數則是為了金主與權貴者的利益喬事情,不然就是寧願當無頭無腦的投票部隊。兩大黨在族群意識之外沒有明確的理念,導致面對重大社會議題束手無策不知道該怎麼表態。雙首長制讓人民直選出只能在剪綵場合說說空話的總統,把治理權交給沒有被任何一票選上的行政院長。這都還沒提到中國因素,因為沒有什麼人相信台灣的民主有對應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制度問題太多太多,所以所謂的「平常政治程序」在台灣是缺殘的,是不被信任的。為什麼社會對兩岸貿易協議的反彈,非得佔領立法院?為什麼一個下士的死亡事件可以激發出二十幾萬人上街?為什麼應該是人民最後仲裁的核電公投,變成幾個委員玩玩文字遊戲就可以大致決定結果?為什麼經濟發展非得這麼不堪地摧殘少數人的生活和居家?台灣的政治,還未走出極權的陰影,平常政治機制還沒有建立完全,非常政治手段層出不窮。

所以二十幾萬人第一次站上非常政治層次,是好事還是壞事?有人肯開始運用之前沒有的政治威力,這是好事。以這麼多人的政治威力卻停留在溫馴的姿態,沒有進一步好好較量搞革命打破極權的陰影,這是壞事。我期許主導者之後的作為,希望他們可以付諸行動,了解台灣的問題不是只有個案,而是長期的建構新公民合約。

(作者為哈佛法學院 JD 、哈佛亞洲法律學會前會長,現為創業者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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