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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中某段姓議員於議會質詢時,以「只會吃飯拉屎」、「坐領高薪不做事」等字眼質疑社工的辦事能力,後更在臉書上批社工是死人、米蟲,引發基層社工人員強烈不滿,要求段姓議員道歉。

正巧,這個五月,台灣也出現了兩支以社工為主題的影像作品。一是家扶基金會與瀚草影視合作的微電影《受虐兒去哪裡》,邀請亞太影后張榕容演出家扶社工,描寫家訪與安置兒童的危險、困難與心酸;一是滾石愛情故事系列《挪威的森林》,由曾獲得金馬新演員的楊祐寧出演熱血社工,與片中分飾援交與自閉症少女的程予希有精彩對手戲。兩部作品都試圖以社工自身背景與案主連結,企圖厚化角色深度,加強觀眾的理解與情緒投射。

如同許多以社工為主題的作品,在這兩支影片中,我看到最濃的情緒是「無奈」。

我不是社工,對於社工專業我無資格論斷,但我還在媽媽肚子裡時,就跟著她一起訪視家庭、追蹤個案,因此我的血液裡,有著強烈的社工因子。今年是我母親社工生涯的第37年,我虧她同一件事做了37年不膩嗎?她說不會,因為沒有一件事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個案是相同的,因為社工做的是「人」的工作,往往沒有範本可以參考,要在SOP之內隨機應變、對症下藥,考驗社工的經驗與反應,畢竟「人」要如何完全以量表來測量呢?

回憶我的童年,1980年代,台灣社會福利起步,母親從基層社工做起,騎著摩托車,不論風吹雨打,在那個還沒什麼人知道社工的年代,往案家逐戶自我介紹,當然吃過無數閉門羹,但取得信任、看見案主臉上出現安心的笑容,那種成就感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父母工作的忙碌與繁複,我從小就是個鑰匙兒童,母親工作非常辛苦,能準時下班的機會少之又少,即使下班了,也仍處在警戒狀態。1997年、1998年台灣分別通過性侵害防治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依據法規,地方政府必須成立家暴與性侵害防治中心,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自此,母親開始24小時手機on call,只要一通電話,哪怕還在吃飯洗澡刷牙睡覺,都得火速處理。我想我可能永遠都會記得那隻24小時值班手機的樣子和鈴聲,也記得母親急著接電話的腳步聲,那種永遠放不下的緊張感,是所有社工每天的心情,也是所有社工家屬無法逃避的焦慮情緒。

1998年至2011年,母親的手機24小時不關機,深怕漏接一通電話就是一個悲劇。服務過程中難免遇到挫折與恐嚇,也曾經歷案主拿刀威脅、破壞汽車的危險。母親天生個性樂觀,很快消化這些負面情緒,但如此正向的她,還是抵不住工作壓力,作為政府部門的二級主管,夾在上司、部屬、個案、議員、民間團體……之間,曾有兩、三年籠罩在嚴重的憂鬱症中無法自拔,每天都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幸好積極治療,已走出陰霾,但我想起那段每月陪伴回診的日子,還是非常難過。

當議員與社會各界批評社工坐領高薪、官僚殺人,甚至「米蟲」、「死人」的同時,每個社工仍在為自己手上幾百件案子忙得焦頭爛額,他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回應社會的批評,但台灣對社工真的公平嗎?這些社工領的薪水與付出的心力並不成正比,人力不足的問題已喊了不只四五年,手無寸鐵的他們,訪視不一定都有警察陪同,無強制權力,天天活在危險邊緣,出了事情上司罵、媒體罵、社會罵、議員譏諷,這種工作誰不灰心喪志?於是產生了最多的情緒,便是無奈。

即使這樣,台灣還是有這麼多「撐」住意志,拚命堅持著的社工,他們熱愛生命、熱愛工作,掏心掏肺掏時間掏勇氣掏力氣甚至掏家人,只為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傳遞更好的訊息。就算被黑道恐嚇、被拿刀威脅、被議員辱罵,依舊每天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周旋於社會的黑暗之中,試圖注入一些光明。

在我尚不成熟的時候,也曾偷偷埋怨母親對我的關注與照顧太少,幾乎從未參加過我的運動會、家長會,也未管過我的功課、成績。但現在的我非常感激也很驕傲,與個案們分享母親的同時,我的媽媽教會我怎麼愛這個社會。

所以今天晚上,我請媽媽吃了一盒冰淇淋。

(作者為影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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