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Sherman Geronimo-Tan,CC BY 2.0

去年,科技部第一任部長張善政表示,現在政府資源有限,所以學術研究要「入世」,應該做與民眾、社會相關的研究。無獨有偶地,日前,現任科技部長徐爵民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未來要著重可解決台灣社會、經濟產業問題的研究,部分對台「不重要」的研究不再是補助重點。

這兩位科技部長的發言,似乎暗示著基礎科學不實用,研究就是要「入世」而且不能「不重要」。科學政策對於一國之發展十分重要,或許我們可以從過去相關的討論中,得到些許的啟發。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已不再需要大量的軍事研究經費投入,時任美國總統的小羅斯福便指示在曼哈頓計畫擔任要角的科學家──布希(Vannevar Bush),提出一份報告,闡明國家該如何在戰後維持相關程度的科學研究投入。布希便寫作了一份萬言報告「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指陳基礎科學的地位,並促使國家更加支持科學研究。

他認為,基礎研究會帶來應用研究與發展,再進一步變成產品、技術,形成一種科學研究的線性模式。任何國家如果不自己進行研究,而只坐等他國的基礎科學知識,那它的工業發展就會相對遲緩,想當然爾,在世界上也會被更加地邊緣化。

布希相信,基礎研究是科技發展進程的先導者(basic research was the pacemaker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沒有基礎研究便沒有後續的科技發展。布希的這篇文章也確實在美國發揮一定的影響力,戰後數十年的科學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這篇文章影響不可謂不大。

但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在《Pasteur's Quadrant: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這本書中卻提出某些與布希相左的看法。像是前文所提,如果一個國家的基礎科學知識不夠強健,在依賴他國基礎科學知識的情況下,此國的工業進程一定會落後於基礎科學知識較佳的國家。斯托克斯還指出,首先,美國在工業技術上領先世界時,其基礎科學的成就卻遠遠不及歐洲;第二,日本也證明了,在科學基礎不比他國強健的情況下,也能夠有極為精密的生產技術,像是日本行銷世界的國產車和電子產拚便為顯例。

再者,斯托克斯認為科學是單向發展的這種假說是有瑕疵的,這樣的模型也過度簡化了科學(science)與科技(technology)間的關係。在人類的歷史上,科技的發展不總是立基於科學上,有許多科技是透過經驗改進而出現。另外,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亦為可逆的,比方說熱力學之父薩迪·卡諾(Nicolas Léonard Sadi Carnot)是透過觀察蒸汽機才印證出熱力學;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朗謬爾(Irving Langmuir)也說他對於應用性的關注,影響了他的儀器選擇、分析方法與概念架構。

最後,斯托克斯提到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發酵實驗,既屬於基礎研究,亦屬於應用研究。巴斯德首先研究了酒的發酵過程,他發現發酵是因為維生素的增長所造成的,酒變酸和發酵類似,不過是由不同的微生物所引起,他隨後創立了「巴斯德消毒法」並應用在各種食物和飲料上。又像是化學工程的主題,環繞在熱學、化學等基礎科學領域上,但很多時候,化工卻是在滿足產業及生產上的需求。

綜合以上所述,現在的科學研究很難再全然區分為單純基礎或應用,且科學研究之價值也不是一位科技部長認為入世/不入世、重要/不重要就可以衡量,若單純以經濟發展這種短視近利的態度來處理科學預算的分配,勢必會扼殺許多具有前景但在當下看似不重要的科學研究。臺灣若不好好審視自身的科技政策,未來也勢必無法擁有進步的科技與思想。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全球化組碩士班學生)


參考資料:
Stokes, D. (1997),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ush, V. (1945),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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