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Andy Rennie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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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示範如何於集會遊行與抗爭場合設置「意見表達區」、「媒體採訪區」,並且訂定《台北市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與媒體協調之工作守則》之後,認為此政策將侵害新聞、言論自由的觀點 大量湧現,但我認為對於此政策產生的背景,除了「政府力量」傾向於減少、或不主動促進資訊流通,以利統治的解釋外,還有另一個值得討論的部分:「記者身份界定的模糊性」。

記者以及其所代表的媒體力量,因為其監督以及訊息傳遞的力量,注定與政府的行動相對抗。然而,同處於一起社會事件中,政府與媒體之間除了對抗還需要對彼此的清楚認識,因為媒體從業人員身扛「新聞自由」的大旗,在抗爭現場比起一般抗議群眾擁有更多的特權;而政府作為執法者應當如何區辨兩者,同時該如何進行「應作為」的行政手段,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記者身份區辨的爭議,從胡慕情的文章 中我們可以發現,抗爭現場其實有傳統的媒體記者,還有以「傳遞訊息」為主要任務的公民記者,同時她也主張記者與一般民眾並無二致——「記者二字若有任何象徵,代表的是,在這名稱之下,寫作者對新聞倫理必須遵從。因而,隨意變化身份對警方執法造成的困擾與記者根本無關,那是執法者的事,不該由記者擔憂。」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論述,其實忽略了她自己提及的「傳統媒體不受信任、新興媒體崛起」的事實,以及它背後接續引發的「記者之新聞倫理產生模糊」的現象。具體而言,模糊之處主要發生在面對抗爭時,部分的「記者」選擇與抗爭者一同表達不滿,甚至是參與靜坐、衝撞等抗爭行動,隨後又恢復記者身份。此現象的出現,一部份源於越來越多未受過「正統」新聞倫理訓練的公民記者進入、報導抗爭現場。但另外一部分,我們更需要去懷疑,每位記者,不問來歷為何,他們心中共享著同一種新聞倫理嗎?若沒有一套具體可述的倫理,那警方希望制定更明確的規範,以避免過往在抗爭現場因為辨識不清而誤將記者驅離的情況,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政策的錯誤在於它的效果將直接違反新聞自由,但不代表出發點不具正當性、不應被討論。

至於政府與警方該如何進行驅離等行政手段,我認為現階段台灣社會在沒有記者證的制度之下,制定一套供警察參考的原則性規範仍屬必要,例如參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於去年所提出的《保障新聞記者採訪權處理原則》 ,並進一步強調第三點「可茲辨識」的物品應從寬認定。如此一來,或可做到新聞自由的最小限制,以及提供行政單位一套可依循的行動規範。

事實上,這次的爭議是源於記者個人行為只能夠過倫理規範加以限定,以及政府意圖藉由制定法律、規則來預防個人自由於社會中的無限擴張,兩個充滿模糊空間的非正式與正式制度規範,當然會使得政策制定的過程更加曖昧而難以捉摸。但倘若只針對政府的過度擴權發出不平之鳴,而未回頭省思台灣是否具備一套可為全民所知悉的「新聞倫理」,以維持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身份,確立個人在抗爭中的位置,那我想「全民記者」的時代,除了流於漂亮口號的危機外,更無法避免落人口實的處境。

(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系學生,雙主修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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