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台北市長選舉將於年底登場,各候選人皆卯足全力宣傳執政理念。在年輕族群間素有高人氣的台大醫師柯文哲,也在5月24日於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的青年海選計畫活動上侃侃而談其「新三民主義」。最令筆者注意的是柯醫師的「鄉民主義」: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使得「全民參政」成為可能,因而主張「直接民主」。該主張明顯是針對「太陽花學運」後台灣年輕人的政治覺醒及對現存代議制度的幻滅(disillusion)而發,由此也足見柯醫師和其競選團隊對民意的觀察入微。不過,「直接民主」確實是個美好構想,但是其是否可行?

關於「直接民主」的可行性,不妨用「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方法來討論,假設「直接民主」在台北市實行,然後借鑑可能是「直接民主」唯一在這世界上被採行過的個案:利比亞(Libya),藉其政治發展經驗來分析採用「直接民主」的利弊。

自1977年至2011年,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政權在利比亞施行了「群眾國」(Jamahiriya)制度。其可分為兩部門:人民部門和革命部門。如圖所示,人民部門乃「直接民主」的體現,由下而上分為地方、省、中央三層,每層的基本單位由掌立法的人民議會(people’s council)及掌行政的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ttee)組成。全利比亞的人民依其居住地、參與該居住地所屬的地方人民議會。「直接民主」的精髓在於:立法權的核心在地方人民議會,地方選出的書記(secretary)可參與上層的人民議會,但不同於代議制度,書記只把地方決議上傳,直至中央人民議會,並不具有地方的代表權。至於革命部門,直屬格達費本人的革命委員會滲透各層級的議會和委員會,使人民部門被架空,成為格達費遂行個人意志的橡皮圖章。

接下來,為了把「群眾國」適用於台北市,必須進行兩個調整。首先,在利比亞,革命部門使其表面上具有「直接民主」的合法性,骨子裡仍為獨裁政權。然而,將「直接民主」移植到台北市時,必須忽略革命部門的影響。再者,在利比亞,「群眾國」乃全國性制度,但台北市幅員並非如此之大,因而將三層減為兩層,即:中央設一台北市議會;各地方分設區議會,例如:分別在文山、萬華等區設置區議會。

設置妥當後,回歸核心議題:「直接民主」在台北市是否可行?在此,筆者觀察到四個問題:第一是「腳重頭輕」,來自各區議會的要求雜沓,而中央因不具代表權而難以協調各區間的意見衝突,該問題在利比亞也發生:各地方人民議會有各自的訴求,例如:學校建立、醫療設施等,在達成這些訴求時卻無法統籌經費和人力,導致行政效率不彰。

第二是無法根本消除政治幻滅。「直接民主」的宗旨在民意可直接對政策產生影響,然而,由於忽略既有社會事實對制度造成的扭曲,導致該宗旨難以實現。利比亞是個部族社會,地方上勢大的部族擁有較多經濟和社會資本,藉由這些資本,這些部族很自然地可以掌握人民議會的決策權。即便在沒有部族意識的台灣,地方上仍存在大家族和有力人士,他們較優勢可以把持各區議會,最終,一般人仍會對該制度幻滅。

第三是因政治幻滅而生的全民「缺席」。在代議制度下,即便人民因嚴重的「民主逆差」不再關心政治,擁有代表權的立委仍可行使立法權;在「直接民主」下,人民相當於立委,當大部分人都覺得制度無法反映民意而對政治冷漠,甚至缺席區議會時,整個制度會陷入癱瘓。在利比亞,地方議會的出席率逐年下降,長期困擾著格達費政權。

最後也最根本的問題是,若考量地方自治的限度,台北市作為台灣的一個直轄市,中央政府能否容許其採行這套有別於其他縣市的制度。

的確,台灣民主正面臨歐美民主先進業已陷入的幻滅泥淖,有人適時針對代議制度的缺失提出解藥,值得嘉許,而作為選民的我們,更應該審慎思考其可行性,進而鼓勵競選者花更多心力來完善和改良其政見。這或許是手握選票的我們,在幻滅時代中所能採取的積極作為之一。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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