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的林金源教授日前在《中國時報》批評《KANO》與魏德聖導演。其批評所依循的底本,應是中時2月10日的報導:〈棒球門外漢畫《KANO》熱血不減〉。我們尚不需要考慮記者在取捨發言,寫成報導時是否改變了講者的原意與脈絡。一部商業電影的完成中,有許許多多的取捨。林教授在尚未看過該片完整內容,以及理解魏德聖對其他議題的看法前,憑著報導中引述幾句魏導的話,便衍生出如此「微言大義」,恐怕是過度推論,難以成立。

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林先生以大學教授之身份投書,但其內容卻錯誤連篇。不僅無視於數十年來史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更是以自身偏狹的歷史認識妄加評論。這樣的言論不僅無益於批判帝國與殖民體制,更可能造成大眾的錯誤歷史認知。故以下就其中提及的歷史問題加以商榷。

晚清衰落的世界史視野

就晚清中國的衰落,數十年來學界研究成果甚豐。清代社會內部的變遷如人口激增、吏治腐化,也都是造成中國巨變的因素。但林教授卻仍注重在鴉片輸入與列強欺凌,侷限在中國v.s.列強的二分法視野之中。這樣的「帝國主義論」至少於1980年代前後,便被學界揚棄。美國學者柯保安(Paul A. Cohen)在早1984年寫成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已有所批評。 [1]

二分法的視野經常被民族主義者使用,但卻不能增進我們對於歷史更深刻的理解。面對晚清中國的巨變,我們需要將其放回東亞以及世界的脈絡中加以理解,方能在更廣闊的視野中看出更深遠的意義。近年林滿紅教授新著《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亦指出 [2],考察19世紀造成中國財政衰落的銀漏問題,不能只關注鴉片問題,還涉及中國瓷、絲國際市場的改變與世界銀產的變動。 林教授的新研究使我們對於當時的世界經濟有更深的認識,同時也對於當時中國的處境有更好的把握,這正是世界史視野為我們帶來的洞見。

晚清臺灣現代化的曇花一現

林教授在文章中說:「乙未割台之前,台灣曾是中國最進步省份,也走過『最漂亮的年代』。是列強的侵略,打斷了中國人在台灣的現代化步調,瓦解了台人的民族意識。」但事實上,清廷治下的臺灣現代化僅是曇花一現。劉銘傳引進了現代設備,卻沒有辦法建立起維繫這些設備運作的文化,當時臺省的財政能力也不能負荷,繼任的邵友濂不得不將其中斷(劉銘傳在建省時便知悉臺灣財政不能負荷,尚須福建協餉,因而主張設立「福建臺灣省」)。這個「現代化」過程,早就因為財政能力而難以為繼。而現代化的成果之一:鐵路,則被當代人批評路線不當、良率極差,日治時代更因此將臺北桃園間改線。蘇碩斌教授在論臺北都市變遷與現代性的專著《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中,更以此指出晚清臺灣的「現代化」僅引入現代事物,遠未建立現代社會 [3]

米糖相剋與殖民教育

林教授在為清代中國辯解後,進而批評日人在臺施政。他說「八田與一督造的嘉南大圳,固然提升台米產量,但台米大量銷日支持日本工業化,台民卻吃番薯果腹。台米外銷的利益為日本財團和少數台灣地主所有。」言下之意,乃是臺米增產有利日本殖民者。殊不知日人在台,其利益之主源非米,而是糖。在日治時代,米糧市場多為都是本地資本掌握,米糧的增產、增值,實際上帶來的主要是本地資本與小農的利益。日人在台資本不僅集中於糖業,受益於米糧增產不多,更由於日本糖業資本在台採取「米糖比價」的收購機制,成本受到稻米栽培收入增加影響而上升,故日本糖業資本皆大力反對米糧增產,要求總督府加以抑制。

雖然,對於急需降低薪資成本的日本本土工業化財閥而言,殖民地的廉價米糧增產固然對其有利。但在本國農民生計考量及維護糖業財閥利益的考量下,總督府仍決定限制臺米輸出。以上所言,即是日治臺灣社會經濟史的關鍵課題「米糖相剋」。自矢內原忠雄、凃照彥以降研究、批判臺灣殖民體制的學者皆用力於此。近年柯志明教授更以《米糖相剋》一書闡明其中階級、制度與殖民的關係 [4]

為何我們必須辨明「米糖相剋」問題呢?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整體的殖民經濟體制著手,單就林教授所言「台米大量銷日支持日本工業化,台民卻吃番薯果腹」討論日本的殖民剝削,是難以成立的。臺灣的稻米早為市場作物。自清代以來,臺米便大量外銷至中國本土。日治時代此一外銷現象仍然持續,只是市場轉為日本本土。1920年代蓬萊米推廣以後,則因其符合日人喜好,而取代原本銷日的在來米份額,成為外銷主力。此後,在來米仍是臺人主要食用的品種,而蓬萊米則以銷日為主。而即便是在來米,也早已是市場化作物,為島內食用市場生產,而非農家生產以供自家食用維生。農家生產早已脫離維生階段,而是為市場生產,這是在清代就存在的歷史事實。

就臺人營養指標而言,張漢裕以降乃至葉淑貞等教授,亦透過經濟學指標的檢驗,指出日治時代臺人生活水準普遍較清末為高[5]。 因此,即便日治時代存在「台米大量銷日支持日本工業化,台民卻吃番薯果腹。」之現象,亦無法證成臺人受殖民剝削之論點。林教授身為經濟學教授,卻對於此一臺灣經濟史之重要議題毫無認識,不禁令人詫異。

林教授接著論及「日本設立嘉義農專的目的,除了提升農產增進殖民母國利益之外,另一任務是改良台米品種,育出日人喜歡的蓬萊米。」則又顯示其對日治時代教育、知識體系的殖民性毫無所知。眾所周知,蓬萊米的研發乃是磯永吉等人在臺北培育而成。而在培育成功後,嘉南地區仍因看天田的特性,無法大量栽培蓬萊米。此一現象直至嘉南大圳完工後,才因「旱田水田化」而改變[6]。 農林學校等實業學校的設立,亦非品種改良,而是培育殖民政策所需的技術人才。培育稻種是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中央研究所農業部與臺北帝國大學的工作[7]。 農林學校的殖民性質,乃在於其日臺不平等的入學機會,以及總督府推廣實用、技術類為主,而不願提供其他類型的偏差高等教育政策[8]。 

忽視事實反無益控訴戰爭責任

林教授後面宣稱「日本從未向兩岸中國人道歉、賠償」亦非確論。就道歉部份而言,不僅有1993年針對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1995年8月15日對於所有受日本侵略國家的的「村山談話」。即便是右派的小泉純一郎,也在2001年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後,表示「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這些日本政府的官方談話,仍是今日要求日本政府正視其戰爭責任的有力依據。林教授可以針對日方這些言論與行為是否得當進行批評,諸如臺灣慰安婦問題,迄今仍未得到賠償與正視[9]。 但對這些談話視而不見,豈非將前人要求日本扛起戰爭責任的控訴、省思與努力一筆勾銷?

立基歷史事實的思考之必要

歷史,是我們對過去世界的描述;歷史敘事,也是建立自我認同的手段之一。隨著立足點的不同,對於過去世界的描述與詮釋難免有所差異。然而,歷史敘事卻不能夠罔顧歷史事實,而以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的需要自我證成、繁衍。這樣偏差的歷史敘事不僅無益於我們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智慧,也阻礙我們與他者間的互相認識與理解。更甚者,當歷史敘事成為國族神話時,社會將會無法藉由長時段與群己互相依存的思考來取得適當的自我認識,進而難以與其它社會共存,甚至走上歧途。

因此,透過嚴謹的史料批判與史實重建,歷史學者試圖在客觀的基礎上試圖重建、分析、探究前人的活動,這些客觀存在的史料、史蹟,則使得共享歷史成為可能,歷史也才能夠成為群體的共同記憶,而史學也才對社會具有價值。而也僅有在貼近已逝真實的探索中,我們藉由歷史,對人類存在產生的種種現象進行的反思才有別於幻想,這些反思的價值與意義也才能獲得普遍的認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對林教授的論點進行商榷:唯有建立在史實上的反思,才能夠給予我們面對人類社會今日與未來的洞見。

數十年來,歷史學界累積了豐厚的成果,展現了前人活動的豐富面貌。這些成果,能夠給予我們不同的思考與啟發。我們期待史學界與社會有志之士一同努力,將這些豐沛的成果化為我們社會共享的文化資源,從而增進我們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理解與思考。當社會體認到歷史是其豐沛的資產時,我們的社會必能更具面對挑戰的視野與能力。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參考資料】

[1]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

[2] 林滿紅著,林滿紅等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3]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修訂一版,2010。

[4]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2006。

[5] 葉淑貞,〈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臺灣銀行季刊》60:4(2009.12),頁224-273。

[6] 陳鴻圖,〈嘉南大圳對土地改良及農作方式之影響(1924-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期(2001.12),頁189-223。

[7] 歐素瑛,〈從鬼稻到蓬萊米:磯永吉與臺灣稻作學的發展〉,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239-270。

[8] 吳文星,〈本乎差別待遇原則設計的教育制度一始終未能與日人平等共學〉,《日本文摘》100期(1994.05),頁81-100。

[9] 有關慰安婦問題,可參考朱德蘭,《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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